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外交史，还是电影史上，厉麟似都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文化外交家，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奠基人和中欧教育文化交流的先驱。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斐然成家的留日学者还是一位抗日斗士。抗战时期，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了大批的文化人，他的军事研究成果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厉麟似（1896~1970），原名厉家祥，字麟似，浙江省杭州市人。他出生在江南书香世家，父亲厉良玉是晚清金石书画名家，高高祖厉鹗是清代诗坛领袖，三位兄长厉绥之、厉尔康和厉瀛程也都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人物。据载，厉麟似家族是周朝开国名相姜子牙的后裔。厉麟似既出身于名门世家，自小便受到了很好的家庭熏陶，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国学功底。在杭州府中学堂就读时，与徐志摩和郁达夫是同窗，并结为挚友。191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语言科后，厉麟似赴日本上智大学留学四年，回国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赴德留学生，在德国期间先后获得了德国耶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与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厉麟似在留洋的十余年间结识了周恩来、朱德、林语堂、陈寅恪等一批留德学人，并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进步思想。这些都为他日后走上与日本侵略者“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之路埋下了伏笔。

学成归国后，厉麟似积极投身国家教育事业与文化外交事业。1932年，厉麟似代表国民政府赴欧洲考察教育，回国后积极投身教育建设与中欧文教事业的交流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中欧文化交流。他分别与蔡元培、朱家骅、陶行知、陈立夫等人一同发起创立了国联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中德文化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对外组织与文教组织。期间，他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等职，并兼任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中德学会董事等职。

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电影行业的最高行政官员之一，厉麟似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最新思想与技术成果，并对我国电影行业进行了改革。他积极推行教育电影，为国产影片制定标准，抵制不良影片;他大力发展民族电影事业，为拍摄国产优质教育影片积极筹资，举办优良国产影片评选，并首次提出了我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他积极推介《渔光曲》、《三个摩登女性》等优质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并引入了一批国外的优秀教育影片;他还与陈立夫等人一同编纂发行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百科辞典——《中国电影年鉴(1934)》。

1936年，厉麟似翻译出版了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将军的代表作《一个军人之思想》。该书在国民党军方中广为流传，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参考书。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受友人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邀为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后又听取了蒋百里的建议，举家由南京迁至上海，全力助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在八年抗战期间，厉麟似翻译了很多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多数研究成果他都没有署名，所以他的名字在军事教育领域并不像蒋百里那样为大众所熟知。

抗战爆发初期，厉麟似与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当时抗日救亡团体中最具影响的组织，在组织文化人为抗日救亡运动作贡献，利用文化人的思想影响普通民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协会还主动进行国际宣传，扩大了中国人民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发挥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作用。作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厉麟似与蔡元培等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此外，厉麟似也被吸纳到被国民政府当局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中。该组织领导和协调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和救亡团体，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淞沪会战的失利，日军侵占上海华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也随之解散。

上海“孤岛时期”，厉麟似仍坚守在“孤岛”，为国家努力培养抗日战线上的文化精英。厉麟似当时住在英美租界内的西摩路，属日军势力未及而英美等国控制的地区。他生活上虽然清苦，但尚可维持，工作之余时常接济逃往上海的犹太难民，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时期，厉麟似应友人何炳松之邀，任教于暨南大学。已在教育研究领域负有盛名的厉麟似，当时完全可以转往大后方，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学术道路，但是为了给国家和民族培养出更多良才，他毅然放弃了学术研究工作，将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培养学生上，并鼓励学生精忠报国，坚决抗日。他忍受着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艰难的生活环境，继续留守在“孤岛”上的暨大。

1942年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面沦陷后，暨南大学迁离了上海，而厉麟似却仍留在上海，面对空前险恶的环境，与侵略者进行着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因厉麟似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曾身居教育部要职，又曾留学日本，日本侵略者与日伪当局曾多次试图拉拢他，并采用各种腐蚀诱惑的手段逼他出来为他们做事。日本人对厉麟似说，只要他合作，可以给他安排教育部部长或考试院院长的高位。面对威逼利诱，厉麟似不卑不亢，找出了各种理由推脱。他曾暗下决心，决不能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他深信抗日战争终会胜利。厉麟似不卑不亢，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令日本人也无可奈何。据厉麟似儿子，我国资深外交官、著名国际法学家厉声教先生回忆，上海沦陷期间，父亲常和他说，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不能向两位兄长那样一位救死扶伤，一位从戎抗日，他所能做的就是与日本人的“非暴力不合作”，并竭尽所能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

厉麟似认为，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侵略者屈服和妥协，真正的强大不是来源于暴力，而是来源于非暴力，来源于内心与思想。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于甘地，而又有别于甘地。厉麟似认为，只有当不具备暴力抗争的能力时，才应选择非暴力抗争。他并不反对以武力对抗侵略者，甚至认为武力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但他始终坚持认为，文化知识界人士不宜采取暴力抗争的方式对抗日本侵略者，而是应该避实击虚，以长击短，发挥文化人的优势，用非暴力的方式迂回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这段时期，厉麟似默默翻译了很多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厉麟似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也影响了上海大批的文化人。教育家钱均夫、历史学家吕思勉、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上海文化名人都深受其影响，在面对敌人威逼利诱时表现出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智慧与胆识。

厉麟似因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与日伪政府妥协，导致家中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进而妻离子散。其子厉声教在《追忆老上海的抗战岁月》一文中回忆道：“这段时期的艰苦生活对我的身体产生了终身的不良影响，本是地道上海小姐的母亲后来也因为在上海生活实在困难带着弟弟、妹妹一同迁居杭州了。”在这段妻离子散的艰难岁月里，厉麟似并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和高压政策所压垮，他怀着一颗精忠报国的心，在一个个饥寒交迫的日子里，默默地为国家燃烧着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生命的微光。

“夜黑如许，黎明也就不远了。”这是厉麟似在抗战期间常说的话。同时他也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不能孤军奋战，必须联合苏联及英美等国的力量，若此，中国的最终胜利与日本的最终战败将是必然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1949年上海解放后，厉麟似又重新回到了久违了的，毕生钟爱的文教岗位，继续为国家作育英才。在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教授期间，他为新中国培养出了大批高端外语人才，直到自己半身瘫痪，卧床不起前，他都一直坚守在自己为之奉献毕生的教育岗位上。1970年10月，厉麟似这位半生纵横捭阖，育人无数的一代文化外交家、教育家就此与世长辞，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