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日前发布了一份名为《2040年全球趋势》的预测报告，提出在人口、环境、经济和技术这四种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下，民众沿着国家、文化或政治偏好的方向越来越分散，有着相似观点的人聚集成为新的信息孤岛，由此产生的多样化身份效忠使国家充满争论并发生内部断层，带来了社会和政治越来越大的不稳定性，也使民主政治面临危机。但该报告又乐观地认为，世界处于美国及其盟友领导的开放性民主政体的复兴之中，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将能够应对全球挑战，缓和社会分裂，并恢复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

这种乐观或许是虚幻的。去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也成为了一种检验文明成色的试金石。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看到的，是无能的政客、麻木的民众和迟缓的行动，人们对美欧国家的应对无力深感惊讶。时光往前推进一百年，美欧曾经展现出的，是比东方国家更为强大的组织能力或危机应变能力。这种能力为何今天隐而不彰了呢？需要从纵向的、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对此做出理解。它可能是文明异化的结果，是典型的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的病兆。在很大程度上，今天所看到的民主制度及对公民权利的广泛保障，是以往在非常时刻公民参与国家重大进程的结果，当这种结果又以一定的制度形式确定下来时，在没有出现非常状态的情况下，制度的运行无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但是，这些结果和制度，从性质上来说是消耗性的而非生产性的，是让国家成为满足公民欲望的工具，其权利主张内在包含了对非常状态的反对，这与在非常状态下公民要为国家做出一定牺牲奉献的精神旨趣是相冲突的。它会根本性颠覆非常状态下国家与公民的契约和政治伦理，从而使国家难以再次应对非常时刻。

从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来看，对非常事态的应对，是公民权利拓展和民主化的关键推动力，这给权利和民主赋予了很强的工具性，以一定的合目的性为前提。然而到了今天，这个前提已经被遗忘，工具已转变成目的本身，或者说，权利、民主作为工具性与目的性兼具的诉求，已被目的性对工具性的遮蔽所取代。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的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叶以前民主化程度还不高的时代，国家在战争中对公民的权利承诺，对调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形成共同意志有着重要帮助，那时民主主要是一种提供奉献的动力和生产性激励。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民主的进一步普及和“民主化完成”，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民主日益转变为一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机制，不再有生产激励作用，也不再能够刺激公民为国家做出牺牲。在“民主化”时期和“民主化完成”之后，民主观念、民主机制对公民的激励是不同的，约翰·肯尼迪显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20世纪晚期也是西方国家进入“去工业化”的时代，工业化时代的勤劳精神，在这个新的时代业已成为往事，一个不必依靠牺牲和奋斗、无须“生于忧患”就能获得美好生活的状态，已被视为“正常”，它所生成的乃是一种“后现代”幻觉，在对危机已经丧失感知和应对能力的状况时，仍对自身的“生活方式”充满了自以为是。它鲜明体现在2020年年初对中国抗疫的态度上：当武汉发现确诊病例时，来自欧美国家的指责，是“中国政府不作为”；但当中国宣布“封城”时，又指责此举是对人权的“镇压”。这种自相矛盾也完整表现在欧美国家自身的抗疫行动上。

以1945年为分界线，在此前和之后的“西方文明”，应该看作是两种文明。1945年之前的西方文明有其欠缺，但还并没有忘记非常状态的可能性，1945年之后西方文明是从之前演化而来，它在当前所表现的病象，也早已蕴藏于1945年之前的西方文明体内，但两者的差别仍然是明显的：1945年之前的西方文明只是“病毒携带者”，仍具备一定的免疫力在抑制着病毒的发作；1945年之后的西方文明，已逐渐丧失对危机和非常时刻的免疫力，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已鲜明表现为发病者。二战以来的总体和平与西方的优势地位，对政治的腐蚀也显而易见，使相当多生活在良好福利制度保障下、权利供给充足的人群产生了强烈的错觉，认为当前的一切都理所当然，是不可倒退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向政治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应该很少想过，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普鲁士人还曾经因为物质匮乏及对现实生活的失望，而往世界各处移民，恰如电影《另一个故乡》所展现的那样。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面临资本的无序扩张与公民权利的保护不足，这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大幅改进，一度实现了对资本的规制及对公民权利前所未有的建构。然而，进入20世纪晚期以后，它的最新曲调，却又演变为政治过度与政治不足现象的同时出现以及两者政治效率的合力瓦解。资本对减少政府干预的需求，与公民福利要以强大的政府能力为前提之间是冲突的；公民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强调，也在折损政治行动能力。“权利至上”和“民主合法性”并非“古已有之”，而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政治叙事，这些在危机中获得重启机会的制度，当其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后，却已不再能够回应其重启时刻的政治问题，这也在改变政治的属性。

《2040年全球趋势》还提出，经济增长和技术成就的上升趋势能够应对全球挑战，缓解社会分裂，并恢复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当代美国的民主衰败，恰恰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更快发展以及利用中发生的，把民主复兴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显然是抓错了药方，真正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技术“进步”，到底如何改变了资本与政治的关系，又对现实世界的秩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正视这个问题，任何对未来的设想都将止步于设想。（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