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将世界上主要的文化体系归为四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四者又可合为两个更大的体系：前三者为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他说，“这些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世界上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这番总结揭示了东西两大文明、四大文化体系都曾在中国西部或新疆周边的中亚、西亚、南亚等遇合成丝路文明的历史现实。

事实上，历史上有三次中外交往高潮，助力形成了以西域文明为核心的丝路文明。第一次是在丝绸之路初辟时的汉代，以中原与狭义西域(今新疆)之间的交往为主;第二次是晋至唐朝时期，以中国与印度、中西亚、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往为主;第三次是明代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东来，天主教传播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为主要内容。亦即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西到地中海沿岸，将亚、非、欧三大洲亦即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

因此，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间的联系与交流，这使丝路文明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必然。

但丝绸之路之于中国新疆周边地区又不仅关乎文明联系和交流，还关乎“世界心脏地带”欧亚大陆的“全球治理”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深谙“西域安则中原安”的固本铁律。因为在丝路腹地的西域这一广大区域内，两千年来，十多个强大帝国和数十个中小国家既通过商贸往来、文化传播、文明交汇等方式，也通过人口流动、部族迁徙、民族融合等社会演化进程，还通过战争征伐、抢劫侵占等极端方式相互交往，这使世界文明“汇流的地方”也面临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甚至演化为治理难题。

值得强调的是，丝路文明恰恰是在应对丝路腹地诸多外部挑战的过程中得以快速成长。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看来，文明生长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其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中华文明的生长是在连续不断的“挑战—应战”中获得发展动力，外部环境的征服与内部韧劲的强化相随相伴于初期的生长阶段，并在类似丝路这样的中外文明交往中成长。

因此，身处丝路腹地的中国西部尤其新疆周边地区，不仅因世界文明“汇流的地方”而成为丝路文明的诞生地，也因丝路难题的集结地带而成为全球治理的“示范区”，更因高频次的“挑战—应对”过程而成为文明成长的加油站。如今，在中国首倡下共建“一带一路”“丝路天然伙伴”国家，又在丝路文明的基础上形成并践行了互惠包容与合作的丝路精神，在地通、路联、人相交的背景下寻求共商共建共享。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