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0日下午，英语学院“青年教师沙龙”邀请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但汉松教授做了一场名为“走向后批判：西方文学研究的未来之辨”的讲座，与上外英语学院青年教师们共同分享、探讨“理论之后”的西方文学何去何从。

但老师2018年入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中美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担任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秘书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现当代小说、文学理论及比较文学，主授课程“美国文学”、“英文小说研究”、“文学导论”、“文学与恐怖”等。

讲座伊始，但老师提出了学界对“理论之死”的不同看法。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中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年代早已远去”。而艾略特（Jane Elliott）和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则认为理论与其巅峰时刻相比已经“在思想上变得更为软弱，政治上不如以前激进，认识论上更不连贯”，但理论其实一直在发展壮大，而且在不断挑战“大写的理论”中某些固有的思想立场。“理论”之后的文学批评到底在新世纪该何去何从？将理论的“自反性”进行到底，就会迎来“后理论”的春天吗？

但老师借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怀疑的阐释学”由“后理论”谈及“后批判”。美国文学批评家菲尔斯基（Rita Felski）所言的“怀疑的阐释学”是一种理论盛行时代各种文本、文化批判方法的共同指称。她认为过度使用这种怀疑将会带来一种文学批评的危险惯性，让我们沉溺于对文本进行“审讯”（interrogation），以期发现无所不在的文本与权力的“共谋”关系。仅用单一的“批判情绪”来对待文本，从而生产出大量同质化的、结论先于论证的学术产品对于文学研究的发展百无一用。

文学研究者如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动态网络的“行动者”，无主次强弱之分，不再需要在文本、作者、读者或批评家、社会中择其一端。批评家也不再以超然于文本的怀疑者自居，社会中人与非人的一切皆影响文学的生成；同时文学的语言符号、情节模式、象征隐喻等要素也以“行动者”的姿态参与到网络的流转变化中。菲尔斯基在《批判的限度》（The Limits of Critique）中并非完全否定现代思想的“巨人”，而是敲打文学研究的程式化。这引发了青年教师们对文学批评的目的和社会意义之思考。

最后，但老师将菲尔斯基与诺斯（Joseph North）对于理论变革的态度作比，提出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三种趋势，即钟摆（“形式-历史”之间的钟摆形成僵局，阻碍文学研究的前进）、亲近（将重点放在文本和读者/批评家的情感关系上）和扩展（在时间范畴或地理空间上选择更大的语境）。青年教师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其实文学批判的发展方向无对错之分。但我们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理论时应认识到西方批评理论的多样性，不只是“跟风”而错失全貌性的认识。文学研究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反思自身的思维习惯和阅读方式，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看待历史和社会。

英语学院文学沙龙是一支由学院青年教师自发组成的学术团体。至今已走过十年光阴，老师们定期举行读书研讨；不定期邀请外校专家学者分享学术成果，旨在让文学阅读与阐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携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