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美欧不断捏造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谎言，试图借此加大对华施压。相关反华政客对涉疆议题进行政治操弄的同时，西方一些“新疆问题专家”则趁机为这种对华抹黑提供所谓“学理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驳斥西方反华势力炒作涉疆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学术问题。

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文献可以发现，打“新疆牌”并非特朗普政府或拜登政府的新伎俩。美国历届政府在遏制中国发展过程中，都曾以“新疆牌”作为一个重要选项。从民族、宗教到人权，涉疆议题屡次被美国政界、媒体、学者三方不止一次联手操弄，并以此形成某种“以疆遏华”策略。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欧加紧操弄涉疆议题，这也被华盛顿当作与欧洲盟友重修旧好的抓手之一。从目前态势看，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以疆遏华”，还试图通过单边制裁和伙同盟友双管齐下。在此过程中，美欧一些涉疆研究机构或智库成为反华政客们的倚重对象，这些机构及其“学者”成为西方反华势力调遣的棋子。

美欧早就形成了新疆研究的学术传统。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丝路腹地就开始成为西方丝路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并逐渐形成中外丝路学研究的学术惯例。其中，美欧丝路学权威多借新疆探险与西域研究成就了学术盛名。除了李希霍芬，另外三位丝路学创建者斯文·赫定、斯坦因以及伯希和，也都涉足新疆话题研究。这些丝路学开创者所形成的涉疆学术惯例影响至今。

西方研究涉疆议题上百年，涉疆研究的丝路学名家几乎成了“大学者”的代名词，美欧涉疆议题研究也成了一个名利双收的“美差”。但也正因如此，这个研究领域变得鱼龙混杂。不可否认，西方丝路学领域坚守“学术本分”的研究者大有人在，其中一个典型就是瑞典的斯文·赫定。他在40多年间5次勘察西域，结下毕生丝路缘，“真诚地想要以自己游历中亚所取得的若干经验，来给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

但另外一些所谓涉疆研究机构或“学者”，则沦为西方政客政治操弄涉疆议题的帮凶。比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所谓“新疆工程”团队，它所篡制的《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一书，就因“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沦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再如近年来以“新疆问题专家”自居但从未到访过新疆的郑国恩，通过炮制所谓“涉疆报告”迅速蹿红，成为配合美欧“人权外交”的跳梁小丑。

一些打着学术幌子的所谓“新疆问题专家”不仅为2011年美国出台“新丝绸之路战略”提供学理支撑，还为“三股势力”摇旗呐喊。这些人借着涉疆议题“名利双收”，西方涉疆学术研究的霸权本性也就可见一斑了。

当前，涉疆议题也因政治霸权与学术霸权的双重干涉，成为美欧联手“以疆遏华”的倚重之一。通过臆造概念、炮制理论乃至栽赃陷害等各种污名化方式，相关机构和所谓“学者”一直都在美欧实施“以疆遏华”战略中扮演帮凶角色，这次又臆造“强迫劳动”报告来为美欧政客联手操弄涉疆议题提供借口。种种事实表明，西方在政治操弄涉疆议题中已经作了长期“学术准备”。我们对此应有清醒认识，重视学术研究在破解西方涉华意识形态围剿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推进涉疆议题学术化，以形成政治、经济、外交、媒体、学术、民间等全方位、联动性的斗争策略。

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中国涉疆议题研究也迎来重大学术机遇。新疆议题成为有关中国内政治理与对外关系的热点问题。中国的治疆方略为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和地区的难题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动力。涉疆议题不仅关涉国家核心利益，还关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信誉。新疆能否实现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因此，中国丝路学界应以“文化润疆”为契机，发掘新疆处于丝路腹地的史地优势、亚欧核心带的地缘优势、深化改革“战略替代区”的资源优势以及“一带一路”交汇区的战略优势等等。这也是在涉疆议题上彰显“学术中国”力量的关键。

不少分析认为，未来中美将通过对立、冲突、合作三种方式，展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博弈。而就当前形势看，涉疆议题可能持续成为中美博弈的重点领域之一，西方反华政客不会轻易放弃在这个问题上的抹黑和政治操弄。就此而言，加强涉疆议题研究也将在中美博弈和关系塑造中扮演一定角色。

就研究路径而言，应将涉疆议题纳入丝路学视域，聚焦“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核心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开展跨学科研究，并从文明交往、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等不同视角，深入研究涉疆议题所包含的学理旨趣，力争在统一的丝路学话语体系内开展中外涉疆议题对话或博弈。

加强涉疆议题的学术化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中国学界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也亟待中外学者尤其中美丝路学界展开平等交流与对话，而非在人文交流被人为阻断后政治操弄涉疆议题。在拜登政府“以疆遏华”与“联欧遏华”并施之际，中美乃至中西丝路学派展开涉疆议题学术对话刻不容缓。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新丝路学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