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解惑已成中国学者近年学术交流的常态。对已提出6年多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仍然渴求来自中国视角的深刻解读和阐释。但现实情况不尽如人意，中国学界尚未能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甚至出现以政策解读代替学术研究、以区域宏论遮蔽国别研究、以西方理论淹没中国思想、以动态报告否认静态研究等现象。

最近两年，越来越多中国学者致力于在诠释这一“中国方案”时注入中国思想，学界还出现丝路历史与丝路考古研究、中国特色理论和学科构建等热潮，这些都表明“一带一路”的学术跟进正在加速。在此过程中，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无疑是提升“一带一路”阐释能力的两个关键。

就理论研究而言，阐释“一带一路”涵盖面广、理论性强，并对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言要求极高，至少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在理论建构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传统理念及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郑和“宣德化、柔远人”的丝路外交，到新中国成立后“睦邻友好”的人民外交，再到近年来“亲诚惠容”的大国外交，其中蕴含由包容型人文观、互惠型经济观及合作型安全观构成的丝路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结伴不结盟的新中国外交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等，这些都需要在理论高度上予以系统总结和提炼，形成“中国视角”的理论分析和判断。

二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应对郑和时的丝路外交与“人民外交”、大国外交的同构性做案例研究，对“海丝”与“陆丝”的异同做案例研究，对朝贡制度与睦邻友好政策的关联性做断代研究，以及对中巴经济走廊、中欧班列、中哈吉丝路申遗、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一批“一带一路”示范性项目予以深度案例研究，旨在对中国外交理念及其实践进行跨时空、多学科和追根溯源的实证性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佐证。

三是在对策建言方面，应在扎实的政策研究基础上对“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面临的风险进行客观评估、提出有效对策，力争使“一带一路”政策宣示真正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指导意义，从政策实施、项目合作、风险评估到有效应对等全方位解读“一带一路”，以回应如何将“一带一路”建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合作新平台这一重大现实命题。

就话语体系建设而言，“一带一路”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尤其是包容性话语体系建设带来新机遇。

为此，可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遵循破立结合原则但绝不简单地“破西立中”，而是要在逐步修正西方单一话语体系霸权现状的同时，不断融入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多元话语体系，其中包括非西方国家“去西方化”的理论重构，也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土化的原创性话语体系建构过程。

二是从重估“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现实出发，确立包容性话语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也就是从以西方视角看“中国与世界关系”转向以中国视角看“中国与世界关系”，从西方关于中外关系研究的阐释框架转向基于中国外交实践的阐释框架，力争形成阐释“一带一路”特有核心概念的阐释体系。

三是继续将包容性话语体系建设作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核心目标。围绕“一带一路”的“井喷”式研究热和相关学科构建，表明中国学界的现实自省与理论自觉日益增强，学者们在竭力清除西方话语体系影响的实践中努力构建包容性话语体系，旨在实现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学术对接。

阐释“一带一路”，不仅需要通过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提高阐释能力，更需要阐释的策略。

首先，应精细化研究丝路腹地与“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中国新疆周边地区与国家”。因为共享丝路的这种历史能在创建今天的合作、信任和贸易形式上发挥重要促进作用，“西域治理”之于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等学术命题也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其中，涉疆议题既是美欧丝路学派持久关注的热点，也是西方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抓手，因此，中国学者聚焦“中国新疆周边地区与国家”的研究，实际上也是抓住了阐释“一带一路”的最大难点。

其次，应联动性研究丝绸之路天然伙伴与“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伙伴。过去上千年的丝路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促成了“地通、路联、人交往”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使丝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累积了情谊，共建了“丝路认知”。这些都成为现在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资源与现实动力，另外也能使中国结伴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彰显更大建设性作用。

最后，应包容性推进“一带一路”学科建设。阐释“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敦煌学的引领学界、丝路学的美欧再盛以及代表丝路学未来的“一带一路”学蓄势发轫等，均表明中外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与切实努力，这也使中外学者在统一的话语体系内开展学术对话成为可能。这是阐释“一带一路”的对话策略，也是包容性推进“一带一路”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