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及其全球大流行，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加剧了后冷战时期国际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国际秩序重构进程中积累起来的诸多矛盾。换而言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一“双向运动”受全球疫情的刺激不断推向深入。

疫情下美国变本加厉的“退群”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新的负资产

本次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前，欧盟曾经被公认其最大成就不在于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国家机构，而在于创造了一种地区一体化的方法，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传导效应。各种不同形式、不同领域、不同议题的多边国际制度一度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并且带来了全球财富整体意义上的高速增长。多边外交及多边主义在后冷战时期获得了广泛和普遍的国际认可，这从日益增长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现象中可以窥见一斑。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给多边主义带来了重大冲击。最直观的感受是，国际社会自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来习以为常的全球资本、技术、信息、人员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开始受到重挫。但除中国等极个别国家能够维持正增长外，各国政府和社会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公共卫生、经济、安全、战略乃至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的复合型危机风暴。无论是传统的联合国及其所属各多边机制，还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挥重要作用的G20，抑或是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代表的多边机制金砖国家，在疫情发生的初期都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断以“美国优先”为由抛弃各种多边机制，也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负资产。疫情暴发后，美国不仅没有及时防疫，反而任性地退出本可以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在抗疫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世卫组织，并且四处“甩锅”，主动挑起话语之争，在某种程度上耽搁了宝贵时间。在传统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强行退出俄罗斯和美西方旨在通过非武装空中互检互查构建互信的《开放天空条约》，进一步动摇了以俄美双边协议为核心、以其他多边机制为支撑的全球战略稳定基础。

特朗普政府的任性妄为是对多边主义的直接“开火”，但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场疫情或许也表明，巴里·布赞定义的深刻塑造世界的19世纪“全球转型”可能已经渐渐迎来历史的终点。这种以工业化、国家理性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为内核、以全球传导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将逐渐被一种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替代。

2020年，成为人类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大概是毋庸置疑的。

疫情的考验，让多边主义在逆势下焕发新的生命力

新冠疫情大流行削弱了整个国际社会直接物理接触，封国锁城、提防他者已经成为了各国政府和社会的主流意见和主动选择。国际社会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化以及嵌入在这一发展网络中的国际秩序至少将不得不暂时放慢脚步。在这一新常态下，这个世界的多边主义还会好吗？大国对抗、逆全球化会导致整个世界产生意识形态断层线吗？

国际形势日趋严峻是事实，但国际社会不能因此丧失对多边主义的信心。一方面，世界各国在一波波疫情的冲击下越发意识到，任何一个国家既不能在病毒面前独善其身，更不可能靠单打独斗取得成功。经此一役，多边主义不仅不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倒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接近年尾的时候，亚太主要国家顺利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为明证。

另一方面，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彰显了制度优势、政府的治理能力、经济的韧性以及社会的弹性，正用抗疫防疫的伟大成果为这个渐趋失序的世界提供中国话语、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疫情后全球领导力的缺失和不足。更关键的是，中国始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文明互鉴，支持建立更具包容性和折中性的全球治理框架，这本身就是对多边主义的巨大贡献。只要有中国这样的全球大国坚持多边主义理念，多边主义就不会无所作为。

美国《时代》周刊将2020年定义为史上最糟糕之年，但这也可能预示着新的一年国际社会将触底反弹，至少各国疫苗研制和应用的最新进展提供了足够的信心。我们不应忘记，人类从步行、骑行、乘行再到飞行，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伴生着包括流行病在内的新威胁的增加，但后者的增加又最终促进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新冠疫情很可能也不例外。我们应该从第三波“全球转型”的视角出发，探索后疫情时代的更多多边合作，建设更有效的多边机制，创造更美好的共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