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年美国大选结果，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反应呈现出戏剧性差别：

一边是德法两国外长在美、法、德三国媒体上发表文章，热切欢迎拜登即将入主白宫，期盼他能推动欧美着手实施“跨大西洋新交易”，包括共同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等内容，并且提醒拜登“没有比美国和欧洲更好、更密切和更天然的伙伴”了。另一边却是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围绕“欧洲战略自主”问题激烈争吵。法国总统批评德国防长发表反对“欧洲战略自主”的言论是“读错了历史”，卡伦鲍尔则称“欧洲战略自主”的想法走得太远，“近于幻想”，欧洲当前“在安全、稳定和福祉问题上离不开北约和美国”。法国另有学者告诫柏林，不要对美国新政府抱有“歇斯底里的”期待，不要幻想欧洲人自己的问题让美国人来帮着解决。

显然，欧洲要在对外关系上发出统一的声音还很难，一个关键症结就在于德国和法国对历史有着不同读法，对欧洲的利益有着不同定位。

德国似乎致力于一个“美国领导的欧洲”，它自己在其中是“最亲密的伙伴”。这很现实也很正常，因为战后德国根本上是在美国呵护下实现了崛起和民族重新统一，对美国几十年的历史依赖已经内化为依赖的历史，塑造着德国看待对美关系的思维模式，影响着其对欧美关系的构思。法国则不同，战后在安全和对外政策上始终保持相对于美国的独立，而且以此为高卢民族的骄傲。法国与德国的和解旨在消除来自东邻的历史恩怨与威胁，求得持久安稳，建设一个法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人的欧洲”才是法国的选择。

德法两国政治精英对欧洲前途负有特殊责任，在英国决意离去之后，法德的欧洲责任更加艰巨。他们应该意识到，全球的历史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果继续固守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框架内构建欧洲，就会丧失自我反思和革新的能力，就意味着对历史的误解误判，就可能把欧洲带入混乱和危险的境地。

在这方面，欧洲倍加关注的美国大选尤其特朗普的败选为此提供了鲜活案例。

首先，特朗普败选不仅仅是个人连任失败，也是宣告试图以“美国优先”政策拯救美国颓势的特朗普主义实验失败。欧洲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主义对外政策的核心表现之一就是“替罪羊外交”，把美国国内政治和制度的问题与困境归咎或转嫁到他国身上，而不反思自身问题。过去四年美国极力打压中国，但事实表明，把美国经济问题归罪于中美和美欧贸易表面上的不平衡，把治理不力和制度失灵导致疫情肆虐归罪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仅没能解决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疫情危机，反使局势不断恶化。

可以说，这种“替罪羊外交”害人害己，是导致特朗普连任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新的美国政府继续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尤其遏制中国的政策，就意味着继续失败。这是前车之鉴，其借鉴意义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即不要把自身治理和制度的问题推给别人，自己患病自己吃药，打压别人不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其次，特朗普主义失败意味着传统上源于欧美的国际政治学说失灵，它不仅无法解释中国和平崛起，还误导了那种学说的信奉者。对从未想与美国作对、更无意与其进行所谓全球争霸的中国进行无理攻击和打压，美国遵循的是欧美传统上零和博弈与国强必霸的国际政治学说，不相信有和平发展的模式。而中国几十年来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恰恰证明，一个国家可以和平发展，发展不必靠炮舰和殖民行为。特朗普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流行在大西洋两岸的传统国际政治学说失效，美国和欧洲应学会和致力于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打交道。

法德曾是历史冤家，深受零和博弈魔咒之苦，对任何一方的崛起或独大都心存强烈戒备。法德一些政治精英把这样的经历和规律投射到对华关系上，据此解释和看待中国，甚至把中国确定为“制度威胁”或“系统对手”，这是以己度人的历史误读。德法领导人真正应该做的，不是期待欧美联手“对付中国”，而是与中国增信释疑，夯实中欧合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着眼欧洲的未来，使中欧合作成为互利互惠也利惠全球的战略基石。欧洲要避免的是“特朗普式误判”，即把一个不是敌人的对象硬树立为敌，结果导致自身利益受损。

再次，特朗普主义失败清晰地告诫各国，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重回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没有前途。新冠疫情大流行不分国界，给人类造成巨大创伤，迫使理性的人们思考生存与死亡的命运问题，而非隔岸观火甚至对他国疫情幸灾乐祸。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从德语引进的“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一词，已经变成流行的美国本土词，这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心态。

从趋势看，病毒大流行未来还会发生并将可能成为世界政治的常量，各国外交决策的参照系将因此面临历史转变。全球人口、环境等以往的“软议题”将迅速变为硬问题，在全球而不只是局限在某个单一国家内发生作用。当人类面临的问题“全球化”时，人类命运也已紧密联系在一起，灾难面前必须共同应对，任何幸灾乐祸或脱钩排他都是在给灾难肆虐以可乘之机，最终导致人类自相戕害。

欧洲在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文明积累，但这不应成为其自我封闭的理由以及面对变化的时代故步自封的包袱。中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的更多是机会而非威胁或对立，持续增强治理的有效性以及“办好自己的事”，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在全球发挥作用的前提。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是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外延，而非“全球野心”的结果。中欧之间如果要争要比，也应该是看谁做得更好，而非相互制裁或限制而使谁变得更差。还要看到，作为两大文明和两大世界经济体，中欧有责任推动各国共同成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者，而非给全球制造问题。欧洲应该从特朗普主义失败中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