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 姜锋:德国外交亟需面向未来找准定位
到访上海几乎是德国政府代表和政治领导人访华时的标配内容。他们中一些人对这座城市感到赞叹和惊讶,因为它的发展速度和现代化程度与德国媒体呈现的景象有很大不同。客人的惊讶反倒让我吃惊: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对这样的伙伴,德国应该很了解,特别是精英们。但事实是,一位曾在民主德国生活过的德国政治家在上海一所大学演讲时,竟把中国和民主德国相提并论,虽然他的初衷是善意的,是为说明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但只要想想现在中国人在出入境、经商等各领域享有的自由,想想这个国家为人们充分发挥自身才智提供的广泛机遇,还有其被国际游客广为赞叹的多彩生活,就能明白这样的类比多么违背常识。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基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利益的权衡。但以上事例恰恰表明,德国外交决策者们对外界的感受有些失真。
在多个方向上面临挑战
过去两年多来,德国外交决策者频繁到访华盛顿,试图劝说美国认清大西洋两岸同属一个价值共同体的事实,期待美国继续领导德国等盟友对付这个“价值共同体”的对手和敌人。可惜时代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美德或美欧关系早已转变,如今的美国首要关注的是自己。美国的政治色谱里只有“美国色”和“非美国色”,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属于“非美国色”,不同的只是色调上的深浅。当前美国政府的做法迫使欧洲和德国认清和修正自己在对美关系上的认知误差,于是我们听到了“欧洲人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高声呼喊。只是,欧洲在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严重依赖美国,掌握自己的命运行比言难。
另一个方向上的俄罗斯,对德国具有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但德国对俄政策的旗帜上几乎只有一个词:制裁。事实上,德国在能源供应方面非常依赖俄罗斯。冷战结束后,科尔总理主政的德国坚定不移地改善对俄关系,努力把当时仍然脆弱的俄罗斯拉入欧洲和跨大西洋共同体。其后的施罗德总理和普京建立起“哥们关系”,两国在各层面合作密切。但再以后,尤其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德国有关对俄政策的辩论基本就只剩下“制裁”或“不制裁”两个选项了,尽管对俄关系如此重要,亟需多元思路和选项。
即便是在欧盟内部,德法两国的“发动机”角色如今也常运行失灵。德国一位学界人士形象地表达了她的沮丧:“马克龙每天有十个新主意,但德国就是不回应。”人们普遍期望德国在欧洲一体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需要德国面向未来,不能只忙于应付眼前事务,更不能纠结于过去。德国应该向布鲁塞尔输送基于整个欧洲视角的思想和倡议,而非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德国方案。这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柏林必须面对。
对华竞争压力应成发展动力
当然,欧洲视角包含全球维度,凸显多元。中德关系也是如此。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民间社会的密切交流让中德关系成果丰硕。但这种关系越丰富、越多维就越复杂,双边关系经受风浪和考验的能力还需加强。不少中国公众感觉德国媒体的涉华报道过于负面,有时甚至严重脱离实际,试图以此歪曲中国形象。另外也经常有人告诉我,“中国恐惧症”正在欧洲游荡。一些欧洲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下一步就是称霸世界。更有甚者提出,中国是欧洲的制度性对手。
欧洲当然得走自己的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路是唯一的路。否则,欧洲宣扬的多边主义又怎能令人诚服?欧洲的古老智慧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各国发展路径是多样的。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很自然的事,况且实践已经证明这是正确之路,中国人民的福祉整体上在不断提升。
正因如此,中国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应该共同捍卫多边主义。中德建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这首先体现在两国政治互信上,两国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近年来互访频繁。
在美国四处挑动贸易摩擦、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和自由贸易体系的情况下,中国给出的回应是进一步开放市场。我最近调研的在华德资企业均证实,尽管中国市场比以前复杂了,但它们的利润仍比在其他国家丰厚。截至2018年,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则是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
在远离政治冲突话题的民间交往和社会关系上,中德两国相互欣赏和吸引。目前,有3.7万名中国学生在德留学,上千名中国学者在德研究,双方签订了1300多个高校间合作协议。对德国学生而言,中国是欧美之外最大的留学目的国。青年人的选择是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被视为双边关系的晴雨表。
世界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正在破坏世界秩序。中德两国应携手捍卫多边主义。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导致中德之间的竞争压力有所上升。但竞争不是令人恐惧的原因,而应成为促进共同发展的动力。
需有更多哲学视角
这届美国政府执政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外交政策加速“去多边化”和“自我中心化”。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确定性增加。德国在不少危急时刻扮演了“消防员”角色,但这样的外交难以为继。德国外交应从日常应急事务中抽身,花时间思考根本性问题,谋划面向未来的方案。德国素以哲学家和思想家辈出闻名世界,现在的德国外交恰恰需要哲学,否则德国将无法继续在欧盟发挥领导作用,也很难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
前些年出现的“以文强欧”理念是欧洲对国际政治思想的贡献,但如今却差不多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交和安全政策军事化的倾向,而且这一倾向已经成为欧洲及德国政治辩论的中心议题。但让欧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尊重和荣誉的,显然不是军事的欧洲,而是民事的欧洲、文化的欧洲和社会的欧洲。德国外交需要胆识,赋予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以适合当今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试图用更多武器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来创造更多安全与和平,可能会适得其反。
如何在剧烈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找准自身定位,跨大西洋的、欧洲的还是全球的,这是德国外交尚未清晰回答的问题。向西看,昔日“朋友”美国不再是原来那个美国;往东看,令德国畏惧的“敌人”苏联已变成俄罗斯;向前看,与中国这个最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的竞争压力也在增加;往中东欧方向看,历史遗留下的阴影还有待照亮。加上身边又是需要全面协调的法国,德国必须在世界秩序动荡、外交利己主义加速发展的时候找到自己的道路。这并非易事。战后秩序会继续发展,德国外交需以新的哲学和思想参与其中,为世界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本文德文版10月29日发表在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上,题目是《德国外交需要新视角》,中文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毛小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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