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宇

　　常见报刊上有人说梦。如果让我来说，我的梦就是当农民。这样说，也许有朋友会说我矫情，因为大学老师和农民这两种职业，城市和农村两种环境，谁都知道该选什么。想做农民，只是说说而已。　　然而，我还是想当农民。而且，我想当的是自耕农，也就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种。我从未想过当大地主，但也不想当贫雇农。要紧的是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宅院和墓地。远处是一片粮田，近处是几畦青菜和几株果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正是最佳状态。当然，用机器代替牛，我是不会拒绝的。

　　很可惜，40年前，我就把法定的农民身份弄丢了！虽然教书这活儿也不错，虽然我并不后悔考大学，但我常常想：如果不是那时候农民的日子简直没法过，如果小岗村的革命提前发生三五年，如果1978年就已经给农民松绑，如果1978年我已经在农村结婚生子，我会考大学吗？大概不会。因为我留恋乡土，因为我更习惯随遇而安。我又常常想，如果我不考大学，后来的日子也许并不差吧？四十年间，我在乡下的许多朋友都富了起来。我也许没有他们聪明，不如他们能干，但也不是太蠢笨，而且不懒惰，所以过中等偏上的日子，应该没问题。我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朋友听，朋友说：“那就多了一个好农民，而少了一个诗人、画家和学者。”其实，写诗画画做文章，本来就应该是业余生活。历朝历代，诗文大家哪一个是专业的？只要社会不反常，不在寒冬腊月学大寨，农民就有足够的时间。收完白菜刨完葱，一年的农活就干完了。从11月到3月，差不多都是农闲的季节。最近五年来，我种了一块地，经验告诉我，每天下地干几个小时的农活儿，并不影响我的写作产量。

　　一个问题让我久久困惑：是什么把农民的地位弄得这样低？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的地位并不低。士、农、工、商，虽然士被排在前面成为四民之首，但士大多出于农，而最终又复归于农。历代皇家取士，科举制度有明显的阶级歧视，排斥了某些行业的从业者，比如“倡、优、皂、隶”，使他们及其子女没有资格参与科场竞争，也就没有攀宫折桂的机会；但是，历代王朝都不曾歧视农民。只是到了后来，社会才变得如此奇怪：做工高于务农；服务高于做工；说书、唱戏、玩杂耍的，都可以公然嘲笑工农。

　　有人说当年那个“剪刀差”是必要的。国家太穷，却要强大和辉煌，哪里弄钱呢？地主没了，资本家很快也没了，城市人口太少，只有农民是个巨大群体，只要把他们的裤腰带勒紧一个扣儿，就能省出许多粮食；只要把他们的裤子剪短一寸，就能省出许多布匹。然而，农民的地位却因此而固化，成为社会垫底的阶层，竟然从此难以改变。想富裕就必需进城打工，去做那些城市人不屑做的工作，这让我实在难以接受！

　　让我更难接受的，是大面积地毁坏粮田，修建广场、花坛、游乐场，把农民变成无业游民，为了一时的所谓经济发展和政绩，全不顾农民失掉了土地，子孙后代将靠什么生活！

　　我的小农意识使我看到土地荒芜就内心不安，所以在五年前开始种田，而且百折不挠，成了“种田游击队”的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