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上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白红义应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邀请，为学院师生举办了一场题为“作为‘新闻标签’的新闻社会学——起源、巩固和发展”的线上讲座。本次讲座由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刘晓程主持，部分学院师生及外校学者近300人共同参与。

白红义从“新闻研究的多学科性”谈起，引出“新闻社会学”研究兴起的背景，对新闻生产社会学和新闻社会学进行了基本的概念廓清。他援引泽利泽的观点，认为“社会学将新闻记者视为现代性的代理人”，以人为中心开展新闻人的社会学研究。在此基础上，白红义将新闻社会学划分为20世纪10年-50年的起源时期、20世纪60-80年代的民族志研究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数字新闻社会学的新发展时期。

谈及新闻社会学的起源，白红义表示，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著作以及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成果。他们高度重视新闻和新闻业的问题并强调运用经验性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被视为媒介社会学经典的创立者。他还认为，早期学者侧重于基础理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对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进行正式研究。其中，怀特的“把关人”概念和布里德对新闻室内社会控制的研究为其代表。他还表示，“这段时期的研究最重要的并非提供了精致的理论和科学观点，而是确立了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思维。”

新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时，他们的研究单位不再是个体的把关人，而是复杂建制的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身处的社会与组织环境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其代表人物包括塔克曼、甘斯、吉特林等一系列学者。他们把研究视角瞄准新闻编辑室，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乃至亲身参与体验，试图了解新闻机构如何获悉它们所知道的一切，从而清晰地描摹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影响机制。

1980年以后，新闻室民族志研究陷入停滞，新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快速消失。到90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新闻社会学开始新一轮转型，进入巩固时期。这一时期的生产研究继承了黄金时期的参与式观察法，同时也引入科学技术研究理论（STS），在分析路径上有着更强的理论自觉性。数字新闻业的兴起对传统新闻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此时的新闻学者们关切新闻业本体，包括转型、创新等新的理论问题成为了学术讨论的重点。“这种‘内向’视角为新闻社会学在数字时代的专业化和制度化提供了巩固的基础。”白红义说道。

在互动答疑环节，白红义针对新闻社会学的本土化、学科边界、传统媒体人离职等问题做出解答。刘晓程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结合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乱象和新闻专业教育面临的现实危机，说明新闻社会学对当代新闻业的发展，以及新闻学科专业建设的现实意义，认为其直接促进了新闻学研究的“想象力”和“生产力”。刘晓程再次感谢了白红义的精彩演讲，希望今后继续合作，开展各类学术合作和在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