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熔炉》截图。

文 |张鸿巍

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基本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自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以来，历经两次修订之后，迎来了第三次修订。与前两次相比，此次修订亮点频出，尤以明确国家监护最为耀眼。

据新京报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里确立的国家监护制度明确，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包括监护人利用子女乞讨、未成年人被长期虐待等情况）时，由国家承担监护职责。

未成年人较为弱势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国家除要向其提供与成年人类似的人权保护外，亦须额外提供与其身体及心智发展相符的特殊人权保护。后者被明确写入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公约签约国，为进一步契合国际公约要求及接轨世界通行惯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此次修订中明确提出国家监护概念，将其与家庭监护并列，作为后者必不可少的兜底补充。同时还明确了具体监护主体：各级民政部门承担临时或者长期监护职责。

此次修订，既是我国对未成年人实施宪法性保护的具体落实，本质上也是我国在国家监护理念构建与制度完善层面的深刻实践。

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纵然纷繁复杂，但对未成年人这类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可能最易引发公众较为强烈的感同身受、普遍关注和集体焦虑，直击内心深处的柔软。

胡适先生曾道，“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这句话流传甚广，体现了法治文明国家有序介入公民生活的标尺。

进入新时期，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兜底价值便显得尤为紧迫，特别是在流动人口高位徘徊、婚姻质量不甚稳定、养育方式有待提升的现实当下更是如此。而国家监护的长期缺位，或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死穴之一。

各国在未成年人保护上，大体上经历了自由放任主义、福利国家介人主义及家庭功能伸张主义等阶段，未成年人司法创设及其运作多是基于对“国家亲权”这一理念的认识与践行。

“国家亲权”原意为“终极父母/监护人”、“国家之父”、“超级父母”或“国家父母”。由此而来，国家有权力和职责来确保儿童的健康、安全及福利。依其法则，国家是在未成年人父母及监护人无力或懈怠亲权时，化身“国家父母”通过强制力强势介入，实现对未成年人照护的目的。

一旦未成年人遭遇虐待或照管不良时，国家可援用公权力剥夺这些人的亲权，紧急、强制地介入、干涉其成长过程，采取一系列措施将亟须救助和监管的儿童置于控制之下，以实现对其未来财产（儿童）的最大化保护。

不难看出，国家实际担负着亲属法中父母亲权所延伸出来的权利与责任。此时，儿童与国家之间便建立起类似父母—子女的拟制关系，后者通过法院、检察院、矫正机构及儿童福利机构来具体实现国家监护。

护“未”周全，慰“未”心安。此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明确将国家监护纳入其中，打通了未成年人监护的最后一公里，值得举首戴目。

□张鸿巍（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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