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月9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中提出，要把认真落实《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作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举措，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审判庭，推进“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而在此之前的1月23日，《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由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实，关于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现代法律框架中实践，香港“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院长王贵国是最早提出这一构想的人之一。他与其他发起人一同于2015年底形成《“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书的初稿，由“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专家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几经修改后，于2017年8月由浙大出版社出版成书。他说：“通过制度解决争端是做好‘一带一路’工程的一个抓手。”

王贵国于2015年加入浙江大学，现为光华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文科资深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学者，杭州国际仲裁院院长。

2000多年前，生活在亚欧大陆上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

“‘一带一路’覆盖很多国家，涉及很多经济领域，包括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王贵国说，“打交道的过程就会涉及他们所处的背景、文化和种种法律制度。不同地域与背景会产生差异。而且，相关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发生合作的频率越高时，越容易出现争议，交往越多越需要规则和协议，需要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和解释。通过制度解决争端是做好‘一带一路’工程的一个抓手。”

拟定制度的一个原则是体现沿线国的政府和当地人民的话语权。王贵国说：“世界范围内现有的制度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审理过程运用的诉讼技巧和诉讼程序反映的是所属法系的价值观，而涉及的其他国家的价值观甚至习俗习惯就有可能被忽视，对条约进行解释的时候出现偏差。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沿用现有的制度还是需要一套新的规则？”

工作小组中有来自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学专家和学者，由他们作为发起人起草的蓝皮书，收到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50位专家共同签署，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各位专家的认可和支持。蓝皮书对现有制度进行补充和改进，在充分考虑沿线国法律制度、法治环境、历史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借鉴现有争端解决机制成果，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王贵国认为，蓝皮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在解决争端的时候尽量大家多商量，而不是立即诉诸仲裁，比如涉及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诉讼阶段前可以先进入申诉和调解的过程，并且将调解员和仲裁员分开，排除对仲裁结果可能产生的不公正的影响。因为如果仲裁员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受到质疑，对这个制度的信心就会减弱。

王贵国说，“起草这样一本蓝皮书，作为学者的初衷是提供决策建议，同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是国家自信心和主动性的体现。”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国际法律教育中心主任王超，浙大光华法学院教授、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赵俊，浙大光华法学院院长朱新力作为小组成员，一同参与了编写工作。据悉，已经成立的浙江大学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相关工作。

（文 朱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