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兰州大学文学院邀请，9月24日下午，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朱刚教授于榆中校区天山堂B601教室，为文学院师生作了题为《雅俗之间：禅宗文学的两种面向——以禅僧诗“行卷”和“演僧史”话本为例》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杨许波副教授主持，文学院李秀伟博士、西北民族大学丁沂璐副教授、兰州大学文学院2018和2019级部分本科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围绕禅僧诗“行卷”与“演僧史”话本分析了禅宗文学中雅与俗的两种面向，并分析了雅俗之间的互动及其文学史意义。朱刚教授认为佛教兼具上层路线与世俗面向的特征，佛教文学的雅俗互动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文学雅俗互动的先导。到了宋代，禅宗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宗派，禅宗文学既有山居诗 、渔父词、四六疏榜等“士大夫化”的文学创作，同时不乏宝卷、“谈经”、“说参请”等面向通俗的文学创作。

在“雅”的一面，朱刚教授对宋代禅僧诗“行卷”进行了考述。经其《宋代禅僧诗辑考》辑考，现在能掌握的宋代禅僧诗约三万首，作者1037人，在宋代诗歌及诗人中比例都超过10%，这个数据点明了禅僧诗重要的文学地位和丰富的研究价值。朱刚教授认为善于做诗的禅僧们把自己的作品抄成“行卷”，投呈前辈友人。“行卷”更早、更常见的叫法为“诗卷”，到了晚宋或宋元之交，“行卷”的称呼才流行起来。因科举叫做“选官”，禅僧因之把参禅叫做“选佛”，两者仿佛构成了相似关系，因此禅僧也将自己的诗卷称为“行卷”。通过大量诗歌、序跋，朱刚教授为同学们展示了禅僧投呈“行卷”的情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禅僧诗在中国诗歌整体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禅僧诗大规模出现前，诗歌总集在编撰的过程中将僧道与鬼怪、妇女、无名氏等作者共同置于卷末的附录部分；而在十三世纪后半叶禅僧诗大规模出现后，中国诗坛开始正式接受僧人这一“特殊群体”，“诗僧”不再是偶然出现的个体，而是一种具有集团性、社会性的特定诗人群体。

在“俗”的一面，朱刚教授详细分析了宋代“演僧史”这一很难归入学界常见分类中的话本，结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戒禅师私红莲记》《钱塘湖隐济癫禅师语录》《陈可常端阳仙话》等文本，简要介绍了唐三藏取经、花和尚浙江坐化、济颠禅师、东坡佛印参禅等故事的发展演变。这些“演僧史”故事在发展中有互涉倾向，从中可以整理出“五祖师戒——东坡居士——大慧宗杲”的高僧转世过程，与世俗的“演史”故事相比，以“转世”的观念把生存时代不同的人物联结起来，是“演僧史”话本的特长。作为宋朝第一人的苏东坡进入“演僧史”话本，已经呈现出了雅、俗文学互动的景观。之后，朱刚教授通过沙僧颈缠骷髅形象从汾阳善昭禅师《赞深沙神》诗到《西游记》小说的演变、“演僧史”话本中禅僧的浅俗诗歌，集中展示了禅宗文学的雅俗互动，并认为雅俗文学互动能共同映现出一个时代具有标志性、特征性的景观，如“禅僧诗”与“演僧史”共同映现出的禅僧与士大夫唱和景象、“临安高僧群”印象，这体现了禅僧这一特殊群体在文学史上沟通雅俗的作用。

在师生互动环节，朱刚教授对同学们的疑问一一进行解答，并就禅宗诗歌的阅读方法对同学们进行指导：读懂禅宗诗歌，一方面需要从文献入手，探析禅宗公案内容；另一方面需要置身于时代话语中，了解该时期俗语内涵。在讲座的最后，杨许波副教授进行总结性发言，指出朱刚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禅宗文学中“禅僧诗”与“演僧史”体现出的雅、俗两方面倾向与互动，同时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脉络之中，以宏观视角阐释禅宗文学雅俗两种面向的影响，对同学们了解与研究宋代文学、禅宗文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