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科学家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开展应对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相关研究。在这场和疫情暴发流行的时间赛跑中，一支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新发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团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及传播动力学研究”“增加社会距离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影响”“新冠肺炎疾病负担和临床严重性”“新冠肺炎的传播动力学与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效果研究”“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策略研究”……2020年2月以来，复旦上医余宏杰课题组共发表新冠流行病学相关SCI论文16篇，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新冠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聚焦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关心的科学问题，他和团队将复旦上医的旗帜插在新冠流行病学研究的世界领地。

余宏杰教授与课题组成员

把科研的每一步踏在国家需求点上

时间回溯到2020年1月20日，春节前夕，新冠疫情突袭。余宏杰敏锐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不仅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搏斗，也是一场国家之间的科研竞赛，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新发传染病研究的中国科研工作者，自己必须挺身而出。他在课题组微信群中写道:“这是家国责任所在，科研兴趣所在。”

去年大年三十晚上，他的几名研究生便踏上了回学校的路，迅速投入科研攻关。白天在中国时区工作，晚上与国际合作者在欧美时区工作。连续好多天不合眼，手机上负荷着1000条通话记录、海量的信息……疫情期间，不眠不休成为了余宏杰的生活常态，“偶尔哪天睡了5个小时，就会觉得怎么睡了这么多”。

“科研要用数据说话，给出最严谨、最可靠的证实和答案。”余宏杰表示。疫情期间，人们坚信不疑着很多“常识”。比如“宅在家中就是为社会做贡献”，比如“小孩和老人得新冠肺炎的易感性更高”……却鲜有人知道，这些所谓“常识”的验证背后，余宏杰和他的团队付出了多少努力。

余宏杰教授接受采访 摄影：张沛骅

2020 年2月1日至10日，余宏杰课题组在武汉和上海分别开展了人群社会接触的电话调查，定量测量了疫情暴发期间两地全年龄组人群的社会接触模式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疫情暴发期间，武汉和上海的平均每人每日接触人数减少了约 80%，大部分接触发生在家庭内部。

随后，余宏杰带领团队进一步分析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追踪数据，利用广义混合效应模型估计了各年龄段人群的相对易感性。该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首次证明，仅靠社交距离的干预，就可以控制新冠疫情的暴发。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国制定防控策略提供重要科学证据，也为疫情进展中的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着疫情的进展，余宏杰的科研脚步一刻也不曾停歇。屏幕上滚动的全球确诊数字，疫情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无不让他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面对未知与不确定性，每一位科研人员必须要保持住强大的内心和赤诚的初心”。

目前，余宏杰正将目光投向新冠疫苗接种。他的研究正在为全球、WHO各区域和各国新冠疫苗的分配与接种策略的制定提供重要科学证据，为早期新冠疫苗产能受限的情况下，如何更有效地做好疫苗分配，以实现新冠疫苗防控效果的最大化提供了直接证据。“高校老师绝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会把科研的每一步，都踏在国家与全人类的需求点上，科研不是孤立的，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求一线凝练科学问题。”

这是科研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

抗击疫情的科研战线，余宏杰一次次带领团队向世界刷新着中国速度、中国质量。这样的“科研拔节”扎根于二十年如一日在新发传染病研究领域中的积累与探索。

余宏杰告诉记者，对于社交距离的研究基础可以追溯到4年前。他的一位博士生在2017年便定量测量过上海市人群的日常接触模式，这为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基线。过往的辛勤耕耘，换来“粮仓”中的硕果累累。

余宏杰教授解读科研数据 摄影：张沛骅

余宏杰的经历十分丰富，但兜兜转转，从未离开过新发传染病的研究之路。

1994年，从中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毕业的余宏杰奔赴东北，加入了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事消灭脊髓灰质炎和消除麻疹工作。用他的话说，这基层的7年，是影响了他一生的7年。在这里，他打下了疫苗可预防性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监测、病毒学、血清学实验室检测和诊断的知识基础，并且在实践中摸索建立对我国基层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的认识。2001年到2003年，作为首期十名学员之一，余宏杰参加了由中国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联合创办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培训，这次培训经历进一步提升了余宏杰的专业能力，帮助他建立起对传染病监测、暴发疫情现场调查和流行病学研究的系统认识。

2003年，非典暴发，病毒狰狞的面目一次次冲击着余宏杰的内心。广东、太原、北京……他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多次“逆行”一线展开现场调查。“SARS病毒对我国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触目惊心，也就是那时候，我坚定了从事新发传染病防控和科研的决心”。

有冲锋前线的英勇，也有后方科研的智慧，余宏杰认为，对于一名疾控人来说，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H5N1、猪链球菌病、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禽流感H7N9……这些当年令人谈之色变的传染病的防控和科研中都有余宏杰参与的身影。“确定了禽流感H7N9潜伏期，显著提高了估计的精确性”“阐明了手足口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确定EV-A71疫苗的接种时机、使用优先年龄组和免疫接种的起始月龄提供了基础性科学证据”……

这些成果背后，是一次次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深入一线，是无数次实验室里的通宵达旦。常有人用“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来形容他，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句，“这是我的职责与使命”。

魔高一尺，道就要高一丈

2017年，余宏杰来到复旦大学，潜心科研与教学。

对于科研，余宏杰有着近乎执着的专注，在他看来，做科研本就需要坐得住冷板凳，勤奋勤奋再勤奋。他笑称，在位于东安路的复旦上医工作了三年多，附近徐家汇的商场从来没有逛过，始终保持着家与学校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

科研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选择并肩作战的学生与团队成员时，余宏杰非常注重价值观层面的考量，“想拿学位容易，但我想要的学生，应该也是我科研路上的同伴，一定要有学术与科研上的追求与决心”。他希望同学们能厚植家国情怀，有责任、有担当，要诚实正直，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强大的内心。

复旦上医在公共卫生学科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近年来，复旦大学持续发力，于2020年5月27日发布了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6个月后，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领衔的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成立，余宏杰担任副院长。该研究院致力于成为国内传染病与生物安全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发中心和疫情防控科技指导中心，并努力成为世界顶尖的传染病与生物安全综合研究机构，余宏杰愈发在这块热土上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随着学校大力推进公共卫生学科与相关医学学科一体化建设，加快全链式学科融合，余宏杰组建了一支“交叉团队”，在他的科研团队里，有学理论物理的，有学环境工程的，有学生物统计学的，还有学地理信息系统的……“这也是公卫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复旦公卫要瞄准世界一流的目标不断进发。”余宏杰表示。

做攻克病毒的利刃，做苍生健康的守门人。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余宏杰说：“魔高一尺，道就要高一丈”，在新发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的田野上，余宏杰和他的团队正不停地奔跑，与病毒竞速，谋苍生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