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为国家争气！”在去世前一天，一位老人如此说。在他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即使已是百岁高龄，仍未停下追寻科学真理的脚步：继续探究细胞重建学说、回顾总结80年来的从教心得……甚至在去世前一天，他仍在与人讨论学术问题。

2009年10月26日上午，这位几乎与20世纪的中国同岁、开学科交叉融合之先河的“世纪老人”，在北京永远地阖上了双眼。而在浩瀚的天际，一颗名为“贝时璋”的行星，正散发着不竭的光芒，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之路。

“弃医从理”，种下学科交叉的种子

1921年9月，贝时璋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毕业后，远赴德国弗莱堡大学求学。出于对理科的热爱，他选择了申请进入哲学学院（即自然科学学院）学习动物学。

到了德国后，深受中国留学生爱国精神的感染，他又逐渐体会到，作为中国青年，自己背负着国家的期望，因此他倍加珍惜留学机会，一年学了涵盖了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病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课程。

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时期的贝时璋

在德国的8年间，贝时璋还先后进入了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这期间，他看见的不止生物学“一棵树”，更有学科交叉形成的“一片森林”。特别是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一系列新技术的诞生，更加让他认识到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要具备坚实的知识基础，掌握实验方法也十分重要。

他曾在1926年被图宾根大学选派参加学习组织培养技术和显微操作训练班。学回技术后，就在系里推广。他所做的醋虫卵割球的分离和醋虫的再生实验中，就广泛地使用了他学习到的显微操作技术。边学习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刻苦学习各种实验技术的习惯，就此贯穿了他近百年的科研人生。

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贝时璋的4张博士学位荣誉证书

随校西迁，从零到一发展生物系

1929年，26岁的贝时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相信自己能为国家作贡献。因此，在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了祖国，并把最宝贵的20年青春献给了浙大。

1930年8月1日，他正式受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但在同年4月1日，他便已经早早地来到浙江大学，开始筹建生物学系。在一座三开间两层楼的房子里，27岁的贝时璋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单枪匹马开始了筹建工作：规划和准备教材、订购仪器图书、绘制教学挂图——他科学规划，坚持把钱用在刀刃上。

1930年，27岁的贝时璋被聘为浙江大学生物系系主任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贝时璋倡导发展实验生物学，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教学，陆续配齐了各分支学科的师资力量，并参照图宾根大学的教育模式，构建了具有浙大特色的生物学系学术传统：除主系学科外，学生还要选修辅系学科；定期召开书报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传播学科交叉和发展边缘学科的学术思想。

任教时，贝时璋也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他能配合讲解，同时用左右手在黑板上绘图，随口说出并写出成千上百的英文专业术语，他所绘的教学挂图准确精美，就连同学们所做的笔记都能成为很好的讲义。

任教中的贝时璋

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唐觉曾回忆自己旁听贝时璋课程时的感受：“从最早的《无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到他的研究生课程《实验形态学》，贝先生上课不带讲稿，他喜欢边讲课边画图，我们听了印象特别深刻。他的教学方法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后来也这样给学生上课。”

在课业之外，贝时璋更是对学生关怀备至。抗战时期，不少学生有家不能归，又断了经济来源，贝时璋就会帮学生们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甚至自己缩衣节食，给学生经济支持；自己虽不便参与公开支持民主学生运动，但他会多方奔走，全力保护学生不受迫害……

1940年，贝时璋与浙江大学生物学系师生合影（前排左四为谈家桢，右四为贝时璋）

在湄潭，贝时璋给毕业生题词最多的是这样两句话：“学问试看胜于我者，境遇要比不如我者”“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这是他对学生们的鼓励与期盼，也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写照。

科技报国，我们要为国家争口气

出于上课和实验需要，贝时璋时常会去野外采集实验动物。一天，他在小水沟里发现了一种体节多而明显、依靠对腮足摆动游行的动物——丰年虫。这种虫子具有非常独特的形态：雄性的个体头形像雌性的，雌性的头形又像是雄性的。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丰年虫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没有人能想到，这一次偶遇，奠定了贝时璋科研的序曲，同时也让一个全新的学说走入人们的视线。当时，经过细致的观察与实验，贝时璋提出了“细胞重建”现象，即细胞的繁殖增生除了细胞分裂这一途径外，同时存在着另一种途径——体内已经存在的某种物质，可以由细胞质，甚至细胞外的某种基质为基地，通过自组织、自装配过程，一步步地形成完整的细胞。

在当时那个没有显微照相设备的年代，贝时璋只能一边用显微镜观察切片，一边用手画图，为论文作支撑。贝时璋制作丰年虫中性细胞重建过程切片数量很大，还没等他画完，抗日战争便爆发了，浙江大学被迫西迁。但在硝烟弥漫的西迁途中，贝时璋仍利用一切零碎时间精心绘图。那些图片精确、逼真，给当年生物学系的许多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从发现细胞重建现象，到论文正式发表，中间整整间隔了10余年，贝时璋的研究结果也受到了冷落，但他坚信，细胞重建学说将为阐明地球上细胞起源的历程提供依据，为离体模拟细胞重建创造条件，同时也为未来人工进行生物合成细胞做初步准备。

1949年后贝时璋离开了浙江大学，来到北京协助筹划中国的生物科学研究布局。1970年，在各种有利因素促成下，贝时璋重开细胞重建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年事已高，但仍专心工作的贝时璋

对贝时璋来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专心致志做学问。92岁之前，贝时璋每天都坚持去实验室上班。1982年，贝时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5篇论文，还另编辑了24篇论文。1988年和2003年，他先后出版了《细胞重建》的第一集、第二集。据说，编纂论文集时，贝时璋常与组员一篇一篇地讨论论文，每篇论文至少审了2-3稿，有一篇论文他竟写了5页纸的修改意见。因为年龄已大，眼睛看不清，他要格外留意才不至于使字的笔画重叠在一起。

“我们搞科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为人类，我们应该做一个真实的科学家。”贝时璋曾说。

离开浙大多年，贝时璋始终牵挂着浙大。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华诞时，他曾题词：“求是精神光芒万丈，英才辈出鉴德知来。”他逝世后，浙江大学在唁电中写道：“他是国家的科学巨擘，为母校赢得了巨大荣誉，他虽逾百岁仍勤耕不辍，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劭德勋业将成为浙江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为我们所铭记。”

（整编：周亦颖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1.科技日报《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丨贝时璋：我们要为国家整齐》（作者：陆成宽）

2.浙大微学工《文宣讲校史丨大师贝时璋：用生命探索生命》

3.浙江日报《“我们要为国家争气！”家乡人民怀念贝时璋》（作者：张冬素 肖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