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马一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20世纪初，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兴，急需人才，对于马一浮这样的博学鸿儒，各大学必竭力招揽。蔡元培、陈百年两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马一浮皆被拒。20世纪30年代，竺可桢掌浙江大学，邀请其担任国学讲座。马一浮一直拒绝，后因战事逼近无处安顿，于1938年4月到达浙江大学，在泰和、宜山聚讲。然而，次年1月，马一浮即辞别浙江大学入川创复性书院，历时不过9月，其后再未执教大学。

“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不习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上课”，这些拒绝的理由表面看是清高迂阔、不近人情，深究其内因则是马一浮的教育理想与现代学校制度的冲突。马一浮希望恢复“小学校、大学科、师生朝夕无间”的古代书院模式的思想固然不完全可取，也无法实现，但其对于当时学校制度种种不足的警惕和批判，对于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的重视，主张文理农工医不同学科门类知识大融通，在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当下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和指导意义。

在办学主张方面，他强调独立自主，力主“书院所由起，其事不摄于有司”。马一浮认为“古者为教者不尽出于学官”。他推崇私学，向往宋明以来“明道之儒逸在布衣，穷居讲习，或为之置学田、立精舍，士之不务进取者亦趋之，志在淑其身以善天下，学以至于圣贤”。他反对“官立之书院，专重课试，浸失初旨”。马一浮之所以辞别浙江大学，即在于当时国民政府给予他恢复传统书院的机会。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企图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接受政府和各界的捐款（而非拨款），建造学舍、购置学田、自给自足、永续发展；希望在体制上独立自主，造就一“社会性之纯粹学术团体”，而不同于当时之普通学校教育，并不受任何方面的约束；希望在机制上独立自主，“设主讲一人总持教事，统摄学众”，实行主讲负责制。然而实际上，马一浮为自主权一直抗争，数度罢讲。复性书院在经济上并未能自立，教员简历、教材内容也被要求送国民党教育部备核。复性书院办学至1941年已难以为继，转以刻书为主。马一浮的办学经历以失败告终，但其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学思想，时至今日依然值得重视。

在教育理念方面，他强调人格教育，重视发扬学生天赋之知能，对自己完成人格。马一浮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他在浙江大学开设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即向学生深刻阐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致信丰子恺，希望将“四句教”谱成歌曲，“令学生歌之，以资振作”，重视弘扬内心力量对抗艰难时局。他致信复性书院联合创办者熊十力，阐明书院的宗旨是“谋道，不为谋食”。学生的出路“非书院所能为谋也”，但如果学生在书院学有所成、明体达用，自然能涉世自立，“不患无位”。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抨击时人求学动机，“以散乱心来求知识，并心外营，不知自己心性为何事。忽然有人教伊内向体究，真似风马牛不相及”。虽然马一浮的教育主张必然为功利主义所抛弃，但其对德育的重视，将人格、精神教育置于具体知识教育之先，作为为国家民族培养读书种子、复兴人才的思想前提，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培养目标方面，他强调通识教育，倡导“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马一浮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孔子一脉相承，即认为“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必须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到了近现代，则不仅是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而且是对文理工农医专业知识基本原理都能有一定掌握的通专跨人才，对于知识体系能够“念哉典学，思睿观通”“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故马一浮称自己“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对学生上课“不列学分，不规定毕业期限”，即他的讲授不叫课程，而称“国学研究会”；他的头衔不是教授，而称“大师”。马一浮的这些要求对他与当时浙江大学的合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马一浮不是作为一位中文或哲学专业老师，而是作为一位思想导师、德育老师；把他的课程不是作为一门专业课程，而是思政课程、通识课程，则可能更容易理解其思想和言行。

在教学模式方面，他强调师生相处，提出“教化之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马一浮主张恢复书院教学模式，倡导师生间朝夕相处、日常问学、切磋琢磨的全过程、全方位教学关系。他认为“教化之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和杜威一样主张课堂不必是教育的中心。他的“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并非傲慢，而是和梅贻琦一样提倡师生从游濡染。复性书院的一周课程安排，只有半天是讲课，其余以学生自我悉心体究和个别向主讲请益为主。故马一浮非常重视学生的基础，师生间的教学相长，他说“道逢尹喜，始出五千。退老河西，乃传六艺”，即认为没有好学生的“感而后应，信然后从”，再好的教师也讲不出好课。他遗憾在宜山、泰和的讲课情景，“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坐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无机会勘辨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无趣，殊无可言”。进而，在马一浮看来，现代学校制度不啻贩卖知识，学生缴纳学费，老师领取报酬。上课铃响开讲，下课铃响辄止，师生关系仅限于课堂。这种“讲过便了”“无机会勘辨”的弊端在今日的学校依然存在，尤其值得我们反思和弥补。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强调融会贯通，主张“以六艺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问”。马一浮自身在学术上纵横古今、学贯中西、博采百家，在浙江大学西迁讲学期间，先后作“论六艺该涉一切学术”“论西来学术亦统摄于六艺”两次主题讲演，表达其学科思想，主张儒释道各家融合会通，道一以贯之。其创办复性书院在教学内容上以“六艺”为中心，不再分立诸科；培养的目标是造就“通儒”，而非专门人才。马一浮认为当时学术分歧，人心陷溺，原因即在于“执一而废他”“局而不通”，书院的目的即在于会通百家，除弊兴利。现代大学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学科专业越分越细、融通越来越难，马一浮企图以“六艺”统摄古来、外来一切学问的思想固然有失偏颇且过于理想，但对于今日大学之学科建设、学科交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徐宝敏，浙江大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