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11月28日晚，国际郭沫若学会执行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魏建教授做客山东大学文学院新杏坛，作题为“人文学术研究的三个难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文学院黄发有教授主持，杜泽逊教授、沈文老师以及文学院相关专业学生共同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分为三个部分，通过对郭沫若研究的分析，魏建教授提出了解读人文学术研究的三个难题——成见、偏见和“贫困”。首先魏建教授阐释了以郭沫若为例的原因：一是郭沫若研究横跨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不仅具有广度，而且有深度；二是郭沫若研究突出地体现了人文学术研究的三个难题。魏建教授指出，郭沫若研究在国外非常热门，甚至超过了鲁迅研究，但是在国内郭沫若研究却长期被蔑视，这值得我们深思，而对“三个难题”的解读便是这一问题的答案。

难题一：成见——它几乎终止了我们的思考。对这一难题的阐释，魏建教授选择了五四时期文学家郭沫若作为例证。他从对《新青年》杂志的地位、胡适和陈独秀两个人物的功绩、两面大旗的引领以及新旧思潮之激战四个方面的反驳，来说明“五四成见与事实的反差”。他认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多数文学史中，《新青年》的地位被过分抬高，事实上五四时期百家争鸣、兼收并蓄，《新青年》并非广受欢迎；文学史习惯把胡适和陈独秀的权威性过分夸大，其实五四时期的人们蔑视权威、更加强调自由表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非《新青年》之初即被高举，在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期（1916-1918年），《新青年》强调更多的是“青春”和“青年”，而且整个五四不只有“民主”与“科学”两个主义，还有着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五四时期的“新”“旧”思潮并非绝对，《新青年》中也有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而被认为保守传统的学衡派，其思想也学习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思潮众说纷纭、似是而非，不能简单地去定义。接着，魏建教授通过比较胡适与郭沫若在不同时期的文学行动，指明郭沫若对文学革命的重要贡献，他认为，鲁迅与郭沫若正是启蒙的理性与青春的激情之代表，二者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五四”。难题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魏建教授在此选择北伐时期作为政治参与者的郭沫若进行分析。在这一部分中，魏建教授先反驳了“文化人从政不足取”的错误观念，并结合史实对人们通常以为的郭沫若“弃医从文”观念进行纠正，认为郭沫若实际上是“亦文亦教”、“亦文亦戎”、“亦文亦政”。接着，魏建详细介绍了郭沫若与北伐三大派别的复杂关系，使大家认识到郭沫若从政的复杂性，以及各大派别对郭沫若的赏识和争夺。难题三：“贫困”——知识、学识上的贫困，限制了大家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想象力。这一部分，魏建教授选择流亡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郭沫若作为讲解，说明导致知识“贫”和“困”的重要原因在于学科的细分化，而郭沫若更像是一个“球形的学者”，在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中全面、深入地发展。问答环节中，同学们积极踊跃提问，魏建教授耐心地回答了大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