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教育就是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忘光之后，仍然留在你记忆里的东西。我从国防科大毕业已近30年，所学专业知识虽没忘掉，却已过时。但母校留在我心中的记忆，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牢固和深刻。

科大人有一种非常纯粹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的依归，就是以身许国、为国效力。与此相比，个人的得失荣辱，几乎不值一提。

当年，我攻读硕士学位的专业是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系主任陈福接教授的一本关于磁芯存储器的专著，已在印刷厂定版待印。当时计算机一直使用磁芯存储器，但当他了解到计算机存储器的发展趋势是以半导体存储器取代磁芯存储器时，就坚决要求出版社和印刷厂停印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完成的学术专著。其实，以磁芯存储器在电子计算机科学史上曾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和主导性地位，专著的出版并非毫无价值。就这样，陈福接教授少了一本凝聚心血的专著，而科大人的科学精神却多了一个鲜活范例。

《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讲授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课程。朱亚宗教授是这门课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典型的研究型教授，学究气浓厚。但讲课却不拘一格，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得一门非核心课程，让学员听得如醉如痴。至今记得朱教授讲“科学发现的逻辑”所引用的例子。

在泽梅尔维斯发现产褥热之前，欧洲产妇的死亡率高达20%以上。泽梅尔维斯发现，这可能是因为医生解剖完尸体后直接进产房接生所致。医生与护士都未严格消毒，而产妇创口所用敷料等也未消毒。泽梅尔维斯和他的团队开始多方面、分步骤改进，产妇死亡率竟然降低到1%以下。但当时，医学界对接生过程中消毒的作用普遍无知，泽梅尔维斯造福人类的发现不但未获医学界承认，反而因所谓不合时宜和“惊世骇俗”，将他送进疯人院。最终于凄苦中离世。

这个故事深刻地影响了我。我认识到，科学发现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排除错误选项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充满危险和艰难的过程。科学发现需要踏实、诚实的劳动，而坚持真理有时比发现真理更难。所以，作为科学工作者，不仅需要坚持不懈地科学探索，而且需要具备坚持真理的担当和勇气。

后来，当我生病住院，看到护士站的墙上悬挂的关于操作和消毒程序的规定，我就感慨：上面的每一条规定，都付出了艰辛探索乃至生命的代价。

陈立杰教授是银河机操作系统方面的负责人。我聆听过他关于《操作系统的生成》的讲座。从中了解到一台电子计算机从加电到接受用户指令之间，操作系统从第一条指令运行到整个操作系统在内存中生成的过程。我研究生毕业后所做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剖析PC-DOSV3.30操作系统。这项工作带给我平生第一个科技成果奖。而整个研究几乎完全是按照陈教授所讲授的过程完成的。

国防科大给予我的教育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完的。这些教育在我近30年的工作中一直发挥着作用。我想，今后也还将继续影响着我的人生。科学、诚实、以身许国、物我两忘，这些母校教育给予我的精神气质，也许是我此生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