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家栋:“武汉封城”与政府经济政策的效果
最近安排学生网上学习作业。读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三位学者研究了民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对政府宣布“封城或社会隔离”后民众服从的情况与宣布“封城”期限之间的关系。论文中,作者注意到,如果让民众服从政府的“封城”决定,需要在宣布“封城”的方式上有良好的设计。根据社会心理学原理,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是,先宣布一个更难达到的“封城”期限,然后在实际执行中,“封城”时间比较短,而不愿意接受先宣布一个较短的“封城”期限,然后根据疫情的发展再逐步增加。前者在社会心理学上叫“以退为进技术”,后者被称为“得寸进尺效应”。尽管这两种方法都被社会心理学称作“小计谋”,但是,在人们的心理上,更希望接受前者。对中国这种只宣布“封城”决定,而不宣布解除“封城”期限的情形,作者认为,民众是难以服从的。当然“封城”肯定是可以达到尽可能阻隔传染,减少短期医疗系统压力,逐步解决疾病大流行,从而彻底消除疫情威胁的有效方法。但问题是,民众是否愿意服从。
经过长达76天的“封城”,武汉人民终于实现了全城解禁。而此前,政府部门只是决定“封城”,要求民众服从,而没有告诉人们,“封城”时间多长,什么时间解禁。可以说,超出了一般民众,特别是大讲“人权”的西方理论上的逻辑判断。而且,不仅武汉,全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采取“封城”或社区管理措施,最短时间也在40多天的时间。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们肯于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还因为他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的。
首先,决定“封城”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强烈要求。这次疫情在武汉发生,但尚未在全国蔓延的情况下决定“封城”的。它是避免疫情迅速蔓延到全国的英明决策。假设我们也像其他国家一样,考虑人的自由活动,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那么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可能会更早出现,特别是在中国全境出现。正是由于我们及时做出“封城”决定,才有了疫情在中国的逐步有效抑制,才有了今天在逐步缓解疫情的基础上,能够率先复工复产。
其次,“封城”尽管实施了,但是,全社会对刚性需求的良好而有效的保障,使广大人民群众得以安心在家,工作、学习和生活。没有对刚性需求的有效保障,就不会有全体民众的安定和自信,甚至是自得其乐。
第三,尽管“封城”了,但是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调动全部社会资源,有效地解决了疫情暴发对局部地区医疗卫生体系的冲击,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崩溃。今天,我们对比其他国家所出现的情况,一方面,有些后怕,但更从内心感觉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大灾大难面前的优越和有效率。没有对疫情的有效抑制,没有治愈率提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长达76天的“封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人心的浮动,制度自信的动摇。但是,如此严峻的疫情之下,在与左邻右舍的比较中,这种自信油然而生。
第四,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制度。民众对疫情的了解是他们具有良好耐心的稳定器。每日中央电视台有针对性地发布疫情信息,报告治愈情况,宣布抗疫进展,解答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无疑给民众吃了定心丸。可以说,通讯手段的现代化将普通百姓与党和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同呼吸,共命运。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冬天,也没有迟到的春天。这不仅是一种诗情画意,更多的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第五,尽管疫情期间国家经济受到断崖式的冲击,党和政府充分估计到可能对产业、产业链,全球价值链等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带来的负面冲击,也充分意识到疫情对现代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带来的冲击,对需求面,特别是对人民生活保障带来的冲击。因此,疫情尚未结束,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支持、扶持企业生产恢复和运营的措施,实行财税减免,租金减免,信贷支持,降低信贷成本,救助和支持中小企业的恢复和发展。支持全球价值链的恢复和连接等等。使企业家们对疫情结束后的复工复产满怀期待。
现在武汉“封城”解禁,似乎社会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在中国这里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其实没有,人们的心理是正常的。但是,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坚信当初的“封城”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抗疫过程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战胜大灾大难中的巨大优越性,其治愈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士气,对复工复产的超前部署等等大战略安排,使社会心理学中的“以退为进技术”和“得寸进尺效应”等“小计谋”都显得相形见绌。只有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才是武汉从“封城”到解禁的必然结果。(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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