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14日，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景海峰教授应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之邀，在城关校区观云楼813教室以及榆中校区天山堂B602教室作了题为“儒家之经解”“从经学到经学史”“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的系列讲座。

在第一场“儒家之经解”的讲座中，景海峰教授主要论述了“经之意义的形成”“经的观念展开”以及“经与解释”三个方面的问题。 “经”的本意为织丝，后来引申为“常道”，它展现出人类文明演进的不易性与确定性；“经”是人类经验积累之结果，今日所讲之“经”乃与儒家历史紧密相连，尤其在汉儒那里，“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多与天道相系。紧接着，他谈到，“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于规范与引导人们的行为，作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经”推动着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那么，“经”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他认为，“经”对于中国人而言，乃与其族群的根源性记忆联系在一起，是其文明史的延展与文化连续性的源泉活水，因此可说“经”是在人们千百年来的不断观察、揣摩和经验积累中形成的，亦是在历史自我发展和思想冲撞的过程中形成的。景海峰进一步判定：“经”的形成与解释活动是相伴而生的；在历史上，“经”与解“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结构；“经”作为交流之平台，可使各种观念学说在此汇聚；“经”亦具有扩展性，而解“经”的工作可促进其扩展，使“经”得以永久存在。

在第二场“经学和经学史”的讲座中，景海峰教授首先从经学的发展态势出发，将中国历史分为“前经学时代”（先秦）、“经学时代”（汉至明清）和“后经学时代”（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以此论证经学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紧接着，他阐述了儒学和经学之间相互交叠、融合的复杂关系，认为经学作为儒学内部一大领域，长时间居于主干地位，但与此同时，“舍经学则无儒学”的观念也使得儒学的观念不断狭窄化。关于经学和经学史的关系问题，他谈到：有经学时，经学史研究处于粗糙和停滞中；当经学史兴起时，经学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一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既是历史的吊诡，也可以被理解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分野。那么，经学在现代应当往何处去？经学在现代社会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价值？从科举废除到民国建立、再到新中国建立，经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早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学史的写作已然难有真正的提升和发展，在品质上也难以突破旧有的藩篱，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学在当代失去了出路与价值，倘若保持平等、宏观、开放的态度，吸收当代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阐扬具有时代意义的经旨，那么经学与经学史研究在我们的时代仍有意义。

在第三场“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的讲座中，景海峰教授首先对“训诂”做了概念界定。所谓“训诂”就是传统的解经，为经文和注文做笺疏的工作，因此可以说“训诂”就是打通语言之间隔阂的工具。紧接着，他回溯历史，介绍了“训诂学”的历史演变，认为“训诂学”在清代达到了顶峰，“后人难以望其项背”是对清代“训诂学”治学的最高评价。古代的“训诂”范式多种多样，随着后人不断的整理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的“形训”、“声训”和“义训”三种。在“诠释学”部分，景海峰对于西方的“诠释学”传统做了简要的陈述，他认为西方“诠释学”最初的形态是圣经释义学及古典语文学，正是施莱尔马赫实现了从神学的圣经释义学到哲学的普遍诠释学的转折，其将语言训释的语文学技巧和哲学思辨的穿透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了诠释学的现代过渡。最后，景海峰将重点落在了“中国哲学的建构”这一问题上，他将传统的“训诂学”与西方的“诠释学”做了对比，认为诠释学从诞生起就与浓厚的历史意识、古典学传统和人文主义线索联系在一起。与诠释学的这种思想性特征相较，训诂学恰恰缺乏哲学的思辨性和认知功能上的独立性。到后来，传统的训诂逐渐向技术化靠拢，不断向科学靠近，而诠释学则与科学背道而驰，用批判性的眼光反思科学的思维。在他看来，因为“训诂学”在现代学术体系的重新划分以及在思想义理和工具方法的阻隔，使得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与传统的训诂资源逐渐地拉开了距离，从而造成中国哲学发展的困境，因此，打破传统训诂的界域，迈向新的经典诠释学，便成为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的一个方向。

在本次的系列讲座中，景海峰教授展现出了极其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十分前沿的理论方法。对大家所提出的如何把握经学和哲学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经典文本的多维诠释等问题，给予了客观、清晰而深刻的解答。对于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学者以及对哲学专业饶有志趣的青年学生而言，景海峰教授在中国哲学方法论方面的独到建构可谓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