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风雨征程，从失落飘零到辉煌昌盛。70年来，祖国向前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几代人奋勇向前的缩影。时间永不停歇，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承。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大地沉浸于黑暗之中，到处都是贫穷、饥饿，很多人都在战乱中担惊受怕。周正安教授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景况中度过的，“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是很艰难的，吃顿饱饭那是非常奢侈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就从来就没吃饱过。”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接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宣言就如破晓的曙光，撕开了笼罩在中国大陆的黑暗。周教授在书中描绘到：“老百姓的生活一下子突然好了起来，妓院消失了，赌博和金融黑市不见了。”

生活日益变好的同时，周教授也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1954年秋季，周教授考入长郡中学。“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学生！”周教授面露自豪，笑着说道。从此，他走上一条崭新的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大道。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和个人能力突出，周教授在高中毕业时被直接保送到新华社。就这样，周教授在外语路上的辉煌征程开始了。“学德语是我从小就确立的愿望，机会难得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德语，再难也不退缩。”周教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即使在“文革”被冤案牵连时，仍旧坚持着德语的学习。“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就和同寝室的几位同事开始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语原著，坚持多年，读完了六大本。”马列主义对于周教授的影响，是印在骨子里的。“马列主义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的”。在周教授看来，这段经历对他人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就是因为读了马列主义的原著，从此以后我就很少打败仗，因为读了这些之后，我的精神状态变得好得不得了！”

信念在胸，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1974年，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周正安教授收到上级派遣出国的通知，次年，他正式前往德国工作。周教授依然清晰的记得那天，“我凌晨三点钟起床，单位派车送我去机场。乘坐的是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苏联造的。”在那样敏感特殊的年代，被派遣出国实在是一件极稀罕的事。到了德国，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原本应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却因病回国，周教授一人担起了新华社柏林分社的报道任务。“我一个人的报道量比六个人还要多。”

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在中国大陆上吹响时，周教授又接到学校通知，去往上海参加宝山钢铁公司技术引进项目，在项目中担任了翻译。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就意味着文科出身的周教授必须花大功夫来弄懂其中的各种工业技术名称概念和一般的原理。为了克服这些问题，40余岁的周教授又开始学习理工科方面的知识，“每天下班以后，我就一个人打开电视机，收看数学节目。我学完了勾股定律和后续课程，最后还学了一点高等数学”。就这样，周教授与他的同伴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与德方签订了技术引进合同，项目引进宣告完成。此后，周教授顺理成章地在相关理工技术翻译领域继续奋战，译出了许许多多的技术资料，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日夜不息地、默然无声地做着铺砖垫瓦的工作。

德语情结，没有散尽的热爱

对于周教授来说，德语是支撑他一生始终前进的力量。在湖南大学的二十多年里，周教授以新的角色——教师，继续传递着德语的力量。1993年，周教授成功召集了汉德语言对比国际研讨会。1998年，周教授所施教的湖南大学英语95班全班学生在世界级德语竞赛《水的世界》中获得了优胜奖。在这二十多年里，周教授在德语教学上的成就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无限乐趣，也为我们祖国的德语事业输送了许多人才。

周教授半生的骄傲与沉浮都与德语紧紧相连，也始终用他引以为傲的德语助力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行。热爱这个词太虚，对周教授来说，祖国于他更像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他总说，“虽然我能力有限，但不能给国家帮倒忙”。写作是为了分享自己的经历、宣扬一些有用的价值观念，哪怕只是一点点。如今周教授住在乡下，中央扶贫工作开展得热烈，他也愿意回到农村去发挥余热，“这样我才能心安理得”。

周教授说：“报国从不是工作，而是一种信仰。”一个人总是要为国家做些事情，也总能为国家做些事。如周教授、更如每一个坚守在自己岗位的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只如萤火一般，不必等候炬火。70年栉风沐雨，60年在语言学的田地里耕耘不辍，时代所留下的记忆从不会被改变，一生所坚持的理想从不会被动摇。我们每个人不是单纯地被裹挟在时代大潮里的一颗石子，在“明天”这张充满无限希望的历史画布上，需要你我写下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