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陈望道先生进入复旦大学从事修辞教学、研究100周年。复旦的修辞学研究在望老的教育、带领下，逐步走上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望老的《修辞学发凡》被公认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里程碑。但他1977年仙逝后，复旦的修辞学研究能否继承与发扬他的修辞学研究，不断开辟新领域、延续辉煌？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望老的学生宗廷虎、陈光磊、李熙宗等带领的修辞学团队，40多年来，对望老的修辞学理论加以阐扬，对修辞学史和修辞史深入开拓、创新，对语体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加推进。就“史”的研究来说，宗、陈两位用力尤多。前二十几年，宗、陈率领的团队主攻的是“中国修辞学史”；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主攻的则是“中国修辞史”，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他们准备先对中国修辞史领域的新开拓编写一本《中国修辞史论》。

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是望老创建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修辞组的指导老师，对指导与带领他们学习望老的修辞学研究起了一些作用。回想1955年语言研究室刚成立时，曾约请了一批兼职教师，我记得有郭绍虞、吴文祺、李振麟、胡裕树等老师，校外还有周有光、倪海曙老师，现都已作古。我当时只有30多岁，今年已98岁高龄。作为历史见证者，为望老修辞学研究的继承、发展以及望老精心培养青年学生的事迹，提供旁证资料，也是义不容辞的。

这部《史论》之编，是对20年来复旦修辞学研究团队有关三种中国修辞史著作的回顾和总结。即：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国集句史》，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辞格审美史》（五卷本）。它们是不同层次、不同视角的中国修辞史，也是在望老影响下三个领域中的“第一部著作”。如《中国修辞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往今来的修辞现象演变史；《中国集句史》是我国第一本专门梳理“集句”现象的修辞史；《中国辞格审美史》是我国第一部将修辞学与美学互动交融探索的修辞史。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继承与发展了望道先生修辞学研究，持续创新，对中国修辞史研究作出了多角度的开拓。

从1920年望老应聘来复旦大学任教，开设修辞学课程，陈望道修辞学研究由孕育、建立到发展、并延伸至今，恰巧一百年。百年间，复旦大学的修辞学研究对全国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约有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30年代:望老的里程碑著作《修辞学发凡》问世；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望老的一批文章与演讲对我国的修辞理论作了深入探索，开拓了修辞学理论的新境界；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廷虎、陈光磊、李熙宗带领的复旦修辞学团队，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成果开拓了我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在语体风格研究上也有了新进展；四是新世纪头20年：宗廷虎、陈光磊带领的团队，又以多角度、多层次的系列成果，对我国修辞史这一新领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正如《修辞学发凡》早就教导过的 “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也不过从空前的大例，抽出空前的条理来，作诸多后来居上者的参考。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指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当代我国修辞学蓬勃发展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实望老的一生，对语言学的多个领域，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望老一系列创新理念、创新道路和方法，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学理论。若能为语言学科如语法、语音、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等更多领域所吸取，也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语文学会前会长，第一届上海市语言学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