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生

我是校史编写组（现为校史研究室）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从1959年到1963年，在那里工作了近5年。后来离开校史组后，出于专业兴趣和对校史的感情，在从事其他研究工作时，还时不时想到校史研究，也常常关注新的成果和研究动态。下面我就谈谈对校史工作理论基础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跟上”，二是“扩大”。核心就是怎样把“文化自信”“接地气”等思想跟校史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跟上”就是更新理论基础，但“跟上”的前提是“扩大”，即理论更新和视野拓展分不开。以前研究校史，常常是就校史谈校史，校史之外的事关注得比较少。而现在研究校史，视野要开阔、要扩大。

研究清华，首先要给清华定位。研究清华校史，首先要明确清华的历史离不开中西文化，也离不开历史学界对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中国近代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清到五四时期。当时，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谈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区别，哪些中国强？哪些西方强？等等。第二阶段是中西文化的比较，则是认为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异、古今之差。而现在，又有了新的理论根据。新理论认为，中国近代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构建在西方现代性理论基础之上。

我认为，这种新理论里面有合理因素，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它是对人类文化和各民族、各地区的差异有新理解、新认识。它的重心，由时间变到空间方面。就是先从空间角度，承认某一地区、某一国家内部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然后再加以分析和考察。

在这种新理论指引下，学术界对中国的理解、对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就有所不同。在新理论看来，中国本身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文化差异。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在历史上的出现、机遇和情况是不相同的。这种理论的特征，就是用一种新型理论消解了过去现代化理论中包涵的西方中心主义意义，并把西方中心主义意义的单一性、唯一性等属性揭露出来了。在编写校史时，我们应注意这些新理论。

第二，新理论认为，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现代性与欧洲现代性相比是有差别的，中国的现代性中包含着西方后现代的东西。这些新理解对校史编写是有参考意义的。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全球范围内，许多现代性都被赋予了后现代性因素。这一点，在中国北上广、深圳等地，或者是一些大都市的企业当中，都表现出来了。知道这一点，对编写校史很有用。清华校史编写的中心任务，或者说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把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现代性诞生地之一的历史写出来。

“扩大”怎么讲呢？原来校史的编写、研究、宣传工作，都局限在教育学范围内，这个其实是不够的。我觉得，研究校史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到两个理论里去吸收养分，一是教育社会学，二是组织社会学。

办教育要与所处的社会、文化、国情相适应，学校是办在社会里的，是有国度的。所以，我们校史工作的理论基础范围要扩大一点。只有扩大一点，才能把问题说得通。

此外，因为近代社会是一个组织性社会，它有党组织、团组织、工会组织、民主党派组织等等。因此，要综合地理解清华，就要理解与清华有关的各种组织，才比较符合清华的实际。

总之，校史研究的学术思想要与时俱进，有些理论基础要扩大。要树立“文化自信”。我们要根据历史实际来做校史研究，要把清华作为中国现代性诞生地之一的历史给写出来，这是校史肩负着的一个重要任务。

[此文根据刘桂生2017年9月28日在校史馆的讲座内容整理摘录而成，本文有删节]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60年代为校史编写组成员，1987年起任校史编委会委员）

编辑：李华山 曲田

审核：周襄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