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再兴

学校的校史编辑委员会成立于1959年，到今年是60周年了。清华大学建校已逾百年，以校史编辑委员会及校史编写组的成立为标志，学校有组织地开展校史研究工作就经过了60年的历程。

60年来，校史研究工作从立足于存史修史的基本目标，发展到充分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从集中力量修编校史书著的专项任务，发展到不断加强经常性工作的各项建设；从学校专门机构人员研究整个学校的历史，发展到基层积极参与、纷纷开展院系历史的研究，我感到，学校的校史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

我从2008年开始，比较多地参与了校史编委会的工作，也具体投入了百年校志和百年大事记等编审工作。在编委会多任老领导老主任的积累成绩基础上开展工作，见证清华校史研究工作的发展，这使得自己在加强学习校史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于校史工作的一些体会感想和认识。

清华历来十分重视校史研究工作。校史研究是为了总结学校发展的历史经验，弘扬优良的办学传统，继往开来。清华的校史工作在它的长期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地坚守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宗旨，伴随着学校的发展接续推进、不断积累经验，可以说，校史工作本身也形成了一种好的工作传统。这种工作传统在整个办学传统中，应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这种校史工作的好传统，我认为，首先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工作体制机制。60年前成立的校史编辑委员会，在学校党政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校史研究工作的原则指导、规划拟定、任务组织、成果审议，至今仍然是学校的一个常设的专门工作委员会；校史编辑委员会从成立起就下设的校史编写组，工作投入不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顿，而到1978年2月，学校党委就决定了恢复校史编写组的建制。一直以来，校史编辑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学校现职领导和老领导、校史研究专家、有关部处单位负责人（作为席位成员，及时更新）组成，通过全委会、主任会、专题工作会开展工作；校史编写组虽然隶属关系有过变化，但始终保有明确的建制，而今早已更名为校史研究室，并且成为学校常设的直属机构，同时向校史编委会汇报工作、在校史编委会的具体指导下推进工作发展。学校党政领导对于重大的校史工作任务，如校志编纂、校史展览等，还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学校主要领导挂帅、直接推动。从学校领导到常设的校史编委会再到专门的校史研究工作机构，所形成的体制机制，稳定、持续地保证了校史工作的不断发展。

校史工作能形成好的传统，更在于我们坚持了正确的校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校史编辑委员会成立之初，蒋南翔校长就明确地提出了“三阶段，两点论”的观点。他把学校历史划分为旧清华时期、1952年以后的教学改革时期、1958年以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时期这样三个阶段，强调“每个时期都有值得保留的东西，而以1958年以后的经验最为宝贵。”他又指出，“总结工作时要特别强调重视我们自己走过的这条路”，同时还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正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改正缺点错误，决不能讳疾忌医。”“三阶段，两点论”观点的提出和运用，首先是针对学校发展的具体时期阶段划分和研究分析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而且，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校史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论作为指导，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客观地总结历史；要批判地继承历史经验，既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要坚持“一分为二”的“两点论”，同时又讲突出主流本质的“重点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要通过认真总结办学的经验教训，真正使得今日的清华成为历史的清华的更好发展。回顾我们长期以来开展的校史研究工作，从研究方向的正确把握，到研究成果的质量保障，我觉得，根本上就得益于鲜明的研究工作指导思想。

努力建设校史研究工作的体系，这是我们校史研究工作传统的重要特点。从基础史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到学校志书以及大事记的编修，各方面专题史、人物传的研究编著，再到学校发展的综合史的全面研究编著，这些校史研究工作构成了一个系列，各类工作相互之间带有层次关系，本身又具有相对独立性。60年来学校的校史研究工作实际上一直在致力于建设好这样的体系，而且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学校发展历史和学校党组织历史两大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工作成绩。

校史编委会首任主任刘仙洲领导编写的《清华大学五十年简史》《清华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以及后来校史组研究编写、正式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李传信同志担任主任期间开启陆续出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卷书的研究编写工作，指导建造西南联大纪念碑、清华英烈碑；方惠坚主任参编《蒋南翔文集》、主编《蒋南翔教育思想研究》、编著《蒋南翔传》，张思敬同志主编《清华英烈》，徐心坦同志主编《清华革命先驱》，贺美英主任领导推进清华百年校史的编写工作、口述校史访谈工作以及积极推动新校史馆的筹建，等等，这些代表性成果、标志性工作，集中反映了校史工作体系建设得到的重视、加强和发展。八十周年校庆、九十周年校庆和百年校庆，对于校史研究工作是极大的推动，相应秩年的校史展览、两版《清华大学志》以及《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一百年》的编纂出版，为加强校史工作体系建设增加了显著的成效。

突出研究内涵的特色，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这也是我们校史研究工作传统的重要体现。校史研究的资政育人功能，根本上取决于研究的内涵、研究成果的特色。我感到，在我们校史研究的众多优秀成果中，对于研究的内涵都有着很好的把握，研究的成果不仅是历史沿革的事实陈述，而且要体现教育规律的探索、大学文化精神的培育、优良传统的形成、教育思想的总结；也不仅是办学治校的过程和业绩，而且要体现清华的发展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土壤，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要体现学校的业绩对国家对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研究内涵，我们的校史研究成果才能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学文化精神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校史展览才成为新生入学、新教工入职的必有教育环节，我们的校史研究才能充分发挥出资政育人的功能，服务好学校的中心工作、党的建设工作。

校史研究工作在学校的全面工作中定位于学校的文化建设，是文化传承创新这个大学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来我们的校史研究工作不断发展，成绩和经验说明，推进工作的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加强研究建设，进一步提高存史治史的科学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深化学史用史的功能影响。两方面工作要两手抓，两手都要加强，让校史研究工作的“有位”与“有为”相互促进，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史编委会主任）

供稿：校史馆

编辑：李华山

审核：周襄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