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外卖、快递骑手（以下简称“快递员”）大概是越来越多市民“最熟悉的陌生人”。尤其是疫情期间，当一个个被翘首盼望的包裹及时飞入寻常百姓家，当人们在家静心等待，即可坐享现代物流的便利，无数城市穿行者的忙碌身影，汇成一道让人安心、传递暖意的风景线。

基于对上述现象的关注，一群来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师生发起问卷调查，希望为快递员们的工作环境改善有所贡献。新鲜出炉的数据结果，让活动发起者潘海啸教授感到欣喜，这次问卷真是“做对了”——原来，快递员更好工作环境的背后，正潜藏着让一座城市变得更好、更具韧性的密码。

如何破译这组“密码”？潘海啸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重新发现最适合 高密度城市的出行方式

解放周一：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交通空间的管理和设计。这一次，您怎么会想到就快递员工作环境的优化展开调研？

潘海啸：这次疫情期间，因为不能随便出行，很多市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遇到了困难。这时，我们的快递员们很给力。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工作，把各种物资送到千家万户。由于疫情期间，大家对卫生安全提出更高要求，很多快递业务对无接触付款、无接触取货、预约制服务等环节予以细化，使人们在及时收到货物的同时也收获了安心。从物资交换、城市运转的角度来看，在这段困难的时光，快递作为一种高效的物资递送方式，显示出了独特的优越性。在此也向疫情期间辛勤工作的快递员表示感谢和敬意。

疫情期间，快递需求增幅明显，快递员单日投递次数增多

但我们的调研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我们想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去寻找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哪些因素决定了快递员工作环境的好坏，对他们的工作效率有何影响；类似快递员所使用的小型低速机动化交通工具，在快递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作用，它们在城市中可否发挥更大作用；高密度大都市的城市空间布局如何进一步细化，才能更便于城市人的生活和出行。

简单来说，此番疫情期间，快递员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工作场景，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预演着一些面向未来的城市课题。而我们的调研结果正指向一系列新的可能。比如，如果我们的城市交通环境，能够为小型低速机动化交通工具创造更多出行便利，就可以为城市交通的顺畅运行起到积极的补充；如果快递员们可以更顺畅地将货物送到各个社区、小区及送到收件人手中，便意味着这个社区、小区可以在保证卫生安全的前提下，更顺畅地与外部街道、城市空间衔接、互动。

换言之，我们得到的回复直接关涉快递员们在工作中的主观感受，比如方不方便、耗时如何、工作效率有否受到影响，其背后实际上是交通运输需求与选择的多元化、城市生活的便利度、社区内外空间之间如何实现更好的衔接与互动。

解放周一：您所说的“小型低速机动化交通工具”主要指哪些交通工具？

潘海啸：现在快递员们所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就是典型代表。过去，一些市民上下班途中常用的自行车、电瓶车也属于这一类。很可惜，随着近年来汽车成为主流代步工具，小型交通工具的便利性和环境友好性被忽略了。共享单车风靡一时，让部分市民重新体验到了其便利性和环境友好性，但仅靠共享单车还不够。在未来，城市里的交通出行选择，除了汽车和目前以地铁、公共汽车为代表的公共交通系统，可否有更多元、更宜人、更环保的选择，值得不断去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城市道路体系建设更注重长距离的机动化交通出行，强调机动车的运行效率。但人口密度高和用地高度混合是我国城市更普遍的特征，我们必须基于国情，去寻找更适合我们的出行方式。

更“快乐”的配送 更有活力的城市生活

解放周一：具体来说，您在设计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如何解剖“快递配送”这只“麻雀”？

潘海啸：我们除了会问性别、年龄这样的基本信息，还会就以下几方面的情况提问。

快递员的社会身份。比如，他或她的小学就读于城市还是农村？从我们目前回收的问卷来看，有70%以上的快递员小学就读于农村。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农村人口在提供社会基本服务上不可或缺，他们正在以自己的踏实工作，为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做贡献。

快递员的工作时间。我们询问了每一位快递员在目前公司的工作时间、疫情前后所服务店家的类型、最常服务的店家、社区的分布、每天的工作时段、最常在几时送货。

快递员的工作量和工作效率。比如，疫情期间和非疫情期间，他们平均每日递送的次数、件数总量、平均一次递送的时长、影响递送工作时长的因素。

晚上8点，有的快递员刚开始用餐，有的还在揽件、拣货

社区接收货物环境与快递员递送效率之间的关系。比如，投递处人口密度与快递数量之间的关系、投递处周边服务水平与快递数量之间的关系、投递处采取何种取件方式最节省投递时长。

疫情对快递投送的影响。比如，请快递员们回答，疫情期间，怎样的快递投送模式更合理、高效。

从问卷结果来看，疫情前后，快递员们服务的商家类型分布较均匀，均以日用品类型商家最多，食品类同样占比很大；疫情期间，药品快递需求增多，生鲜食品快递需求与平日持平。

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非疫情期间，快递员开始工作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7-10时，结束工作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8-22时，最长送货时段大部分集中在9-13时。只是疫情期间的工作时段和最长送货时段更“集中”，时间分散情况略有减少。快递员在非疫情期间的配送件数大多在每天50件以上；疫情期间的快递需求增幅明显，大多在每天100件以上，且单日投递次数有所增多。

从快递员们在疫情期间的切身感受来看，最影响他们工作顺畅程度的问题主要有“一些小区采取封闭管理，货品放小区门口，货架比较乱，容易丢失”“一些小区进出困难，容易造成多次派件”“货件无法直接送上楼，引起客户不满”等。一些快递员为此烦恼多多。

且不说，我们需要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快递员们更多的理解和人文关怀，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效率是实实在在的。从我们这次了解的情况来看，有些快递员一天可以送货30-50趟，由此得到帮助的就是30-50个家庭。

解放周一：通过这次调研，有没有什么发现带给您新的思考？

潘海啸：往常，在城市里，尤其是中心城区，如果遇到灾害或道路损坏需要修理，开汽车的人基本上就无法通过，城市的交通运转、物流保障也会严重受阻。但如果使用的是两轮车，只要道路能够简单地做点维护，马上就能顺利通过，城市的基本功能很快就能够恢复运转。

城市的韧性取决于多重、多层级网络编织给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带来的弹性，保证城市在受到多种冲击后，仍然可以在不同的模态下有序运转。这一次的调研让我进一步体会到小型机动化交通工具在提高城市韧性方面的积极作用。

比如，平日里，一旦有辆货车在小区门口卸货、停留，整个小区门口的出入就乱了套。而这一次疫情期间，哪怕有七八辆电动车同时在小区门口送货，也没有出现货车送货所引起的混乱。

仔细想来，大型货车运输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但与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容易有冲突。相比之下，小型两轮交通工具对仓储空间的分布更少挑剔，不仅便于快件从物流中转站、配送网点到居民区之间配送和联系，而且，社区周边面积受限的狭小快件接收点都可以适应电动车配送的要求。如果安排得当，使用小型两轮交通工具，还可以让一些城市背角空间被更好地利用起来，有利于物流成本的降低。

可见，空间的效率与空间的大小并不一定成正比。选对了配送物流的交通工具，小空间也能实现更高的运转效率。建立在小型两轮交通工具上的快递网络，保证了我们受到疫情冲击下的基本生活，是使城市更具韧性不可或缺的一个交通运输网络系统。

疫情期间的快递服务也给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一些启示。比如，在进行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时，空间的变通性、多样性很重要。有些时候，与其追求城市空间设计的精细化甚至精致化，不如考虑赋予空间更多样的使用可能，让一方空间可以在不同情形下实现各种用途。未来，为了更好、更便利的社区生活和社区服务，我们完全可以考虑选择更高效、可变的社区空间组织方式。

从社区层面来讲，以前的社区设计鲜少关注社区内部与社区外部之间的衔接问题。从这一次疫情期间的情形来看，未来，这一点值得引起关注。

解放周一：以前，人们对于社区公共空间的想象，大多局限在社区内部、一方可供大家举办公共活动的所在。

潘海啸：是的。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宽对社区公共空间的认知和想象。比如，我们可以在社区设计一个可变的、半开放的公共空间。它既便民，又不影响周边交通空间的使用，还能为社区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存留更多的可能。

在疫情期间，这样一个可变的空间，可以化作暂时的物流接收中转站。非疫情期间，它可以作为社区与社会交流的一个平台，方便组织一些让社区生活更有活力、更接地气的活动。

我在巴黎生活时看到过一处社区生活广场，印象特别深。早间，这里是可以卖菜的集市；白天，待集市结束，收拾完毕后，这里是周边工作人员或市民的休闲广场；晚上，广场上，一个个正规经营的餐厅被有序地搭建了起来。

一些小区外，“无接触式存取”减少了人员聚集

这样一个空间的可变性和适应性是非常强的。它所承载的城市生活服务也非常丰富、多元，可以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受到一种灵动、温暖的活力。而这样一种有温度的活力，不是通过城市雕塑、建筑物、装饰物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这个空间可以提供的服务来实现的。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多地感知城市的特色活力、环境景观和文化氛围，还能促进城市品质和魅力的提升。

可以想象，如果每一个社区与外部的衔接、交流可以更顺畅、友好，快递员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顺畅、高效、愉悦。

更“安全”的配送 呼唤更科学到位的管理

解放周一：对很多人来说，快递、外卖小哥就像城市里的“蜂鸟”，用力挥动着自己的翅膀，穿梭在小区楼宇和街头巷尾。他们不停歇地为人们送去必需的生活物品，却也常常为了实现更高的配送效率，忽视了安全和对交通规则的严格遵守。这一次的调研，有否为上述矛盾的化解，提供新的思路？

潘海啸：消费者的“快需求”与快递员“慢守法”之间，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看如何管理。当问题出现，我们不应该简单指责快递员的骑行不够“文明”，而是应该及时寻找更好的管理工具，提升相应的社会治理能力。

比如，有一些北欧国家推出了一种新型电动自行车。在这种电动自行车里面，配置了一个专门的限速装置。一旦骑行超过法定速度，这辆电动车就会自动断电。另外，提升违法成本也是一种办法。很多规矩都是靠罚款罚出来的，背后细究起来，就是城市管理精细化问题。

快递行业作为一个新行业，对于其工作人员，我们有必要加强管理。或者是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具备相应的操作资格，或者是对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系统化培训。这些都是必要的管理手段。中国的城市密度很高、混合程度也较高，低速的小型机动化交通工具有很大的使用潜力。对此，我们不妨为它们更大的生存空间，匹配更合适的管理手段，让它们可以为我们更便利、安全的城市穿行服务。而不是因噎废食，因为其曾经制造过的一些安全上的麻烦，否定其合理性。

因为这一次的调研，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的快递员。给我的感受是，在这一次的疫情过程中，很多快递公司、快递员对于自己遇到的困难，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工作上受到更多限制和要求而心生抱怨，大都做出了积极、灵活的应对。对此，社会治理层面，应该以更大的管理智慧，改变人们对快递行业的成见，帮助快递员这项工作成为一个更受人尊敬的职业。

我们的消费者也不妨给予我们的快递员更多的理解。有快递员反映，一些客户对快递时间的精准抵达要求非常高。在特殊情形下，比如小区封闭式管理，这样的高要求就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烦恼。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未来，快递公司不妨对消费者的服务需求做进一步的细分。通过服务产品的细分，让消费者找到更符合自己期待和要求的产品。有些物件如果不需要精准抵达，消费者完全可以选择与自己需求匹配的服务类型。当然，快递公司可以针对性地调整相应的报价。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讲，无序会增加城市负担。同理，无序的服务，不够精细化细分的产品，也会给快递员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更高效的城市运转，更有弹性、更高品质的商业服务，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从交通运输组织效率的角度来讲，更高效的运输，也会减少相应的资源消耗，对环境的友好度更高。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当消费者多一些理解宽容，不因客观因素之慢任性行使“差评权”，当行业准则多一些科学规范，不把业务单量当作唯一绩效标准，当执法部门多一些精细管理，不因管理群体庞大对“轻违法”熟视无睹，我们就能找到那条让快递业更健康发展的路。

（原文链接：https://www.jfdaily.com/journal/2020-04-27/getArticle.htm?id=29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