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晚，2018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的特别活动——徐冰作品《蜻蜓之眼》观片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15会议室举行。8月30日晚，《蜻蜓之眼》及其拍摄纪录片在第二体育馆B101多功能厅展映，吸引了校内大批学生前来观看。

《蜻蜓之眼》研讨会邀请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艺术学系唐宏峰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和彭锋教授四位嘉宾参与对谈。他们就《蜻蜓之眼》的跨界合作、艺术性及其引起的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活动由艺术学院艺术理论系主任李洋教授主持。

《蜻蜓之眼》是一部81分钟的故事长片。徐冰认为影片戏仿了一部类型片，表面上是在讲一个爱情故事，而把实验性的部分深藏其中。数据表明，截至2014年，全球安装了约24,500,000台监控摄像机，该数据还在极速增长着。徐冰认为，今天的世界真的变成了一个大影棚，无数的监控摄像机每天产出大量精彩的影像，成为了他的电影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也为他提供了全新的电影制作方式。《蜻蜓之眼》刚一问世，就在电影界和艺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蜻蜓之眼》在国际上入围多个电影节，并获得瑞士洛迦诺费比西奖国际影评人一等奖、天主教人道主义特别提及奖等多项大奖。

研讨会上，彭锋就艺术与真实的问题对影片作出论述，《蜻蜓之眼》不仅挑战着人们对于电影的习惯看法，而且挑战着公众对于艺术和真实的一般理解。由于采用的镜头全部来自监控录像，从而不同于从公映影视作品中选取镜头的现成品电影。但是，徐冰将真实的镜头剪辑成虚构的故事，从而与纪录片拉开了距离。在观看《蜻蜓之眼》时，观众会体验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思考生活世界的构成。

陈旭光从跨界的角度探讨了《蜻蜓之眼》的设计：他预想中这是一部几乎没有主观干预的、质朴的影像，但《蜻蜓之眼》对监控选择的干预和想象无处不在，包括画外音和震撼性镜头的选择。这让他联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一部跨界的实验艺术。剧情片的要求更多的是情感，故事要完整，但《蜻蜓之眼》不需要，它是一部观念先行的创作，显得更加的纯粹，两者的诉求并不相同。

唐宏峰指出影片的不足之处：《蜻蜓之眼》的意义体现在艺术创造性、观念的推动性上，但作为剧情片其没能达到叙事最基本的要求。对于现成媒介材料的使用，《蜻蜓之眼》有自觉的实验冲动，材料与观念之间有非常大的张力，形式和材料使用上的创新是突出的。影像从摄影发明之后，就包含了和现实世界直接的相关性，那么在现成品艺术和现成品电影这两种艺术之间内部的逻辑会不会有些微的不同？

陈岸瑛总结了《蜻蜓之眼》的两个特点。一是影片有意地采用电影的格式，虽然不是院线电影，但格式带来了史诗式的震撼感，虚构的故事片结构加上大量的旁白，相互之间的去关联感，构成一个书写性的反讽，是非常残酷的叙事性，同时也有一种委婉的、抒情的小城市感受。二是《蜻蜓之眼》同时征用了社会转型期和传统的时代资源，从文本的相关性来看，影片关于监控话题继续讨论的可能是一个城市化的问题，而非监控问题本身。

李洋认为当代艺术与电影不一样，电影是对观众的按摩，当代艺术可以不在意观众是否舒适流畅。《蜻蜓之眼》带给我们的意义是，它讲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影像世界的事实。《蜻蜓之眼》作为剧情片在不断介入现实，比如身份、爱情、整容等问题。其中的悖论是：影像是机器之眼自动复制，没有考虑筛选、选择、识别、指认，影像是对权威的一种反抗。具体到徐冰的创作中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徐冰想要打破语言的限定性，抓住语言的关键问题：推翻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向身份问题。

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们也都一一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对影片的理解。他们分别从监控镜头、影片的表现主义、直觉与经验、社会话题、视觉艺术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争论和交流，围绕同一个话题生长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充分体现出本次大会“一元与多元”的精神，将2018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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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