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堂哥把军装一直挂在衣橱里，想念部队的时候就拿出来穿在身上。但凡提起当兵的日子，他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说不尽的故事，岁月的风沙把他的记忆打磨得十分光亮。我曾经问他，在内蒙古当兵是不是这样的：晴朗而明澈的天空下，战士们策马驰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耳畔掠过绵延悠长的马头琴声。他笑着说：“有‘风花雪月’，但更有‘铁马冰河’。”

1970年底的一个晚上，纷纷扬扬的雪花毫无征兆地落下来，无声地洒进队列。一群血气方刚的戎装青年涌入兰州站的一列“闷罐车”。车内是平板的车厢，没有座位、没有窗户、没有灯光，两边各有一个大约20公分的透气口。大家就这样站着，或坐在车板上，或用背包当垫子坐着。随着“咣当”一声响，身子前后晃动几下，列车一声长啸，堂哥他们就在黑暗中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开始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军旅生涯。

一路向北，火车倒汽车，经过四天三夜的劳顿颠簸，他们终于到了位于草原腹地的部队驻地。初见草原，从山沟走出来的堂哥还是吃了一惊，只有铺天盖地的皑皑白雪，没有草，枯草都被盖在厚厚的积雪下。没有羊群、没有蒙古包、没有人烟，方圆几十公里就像是没有一点儿生命迹象的无人区。肆虐的北风裹着白毛雪刮个不停，让人睁不开眼睛。即使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他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堂哥后来回忆，那里的冬天总是零下二三十度，雪是常年不化的，下一场积一层。每当隆冬之夜站岗归来，回到温暖的营房，脱下沉重的大头翻毛皮鞋，取出汗湿的毡鞋垫，总发现鞋底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白霜，天寒地冻可见一斑。一次寒夜下岗归来，他好奇地用舌头舔了一下冰冷的枪刺，舌头差点儿被枪刺粘住，幸亏大口哈气才摆脱窘境，每次想起他便咧嘴大笑。

“部队驻扎塞外，那里冬春两季风沙特别大，有时风卷起沙尘刮起来漫无边际，几米之外什么都看不清，风大时人都站立不住。训练时尽管戴着棉军帽、防风镜，可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留下一个红印。”我一直不解为什么堂哥的脸坑坑洼洼的，直到后来给他讲起在科大新生军训的情景，他一边咂舌羡慕，一边拉直了我心中的问号。我听后百感交集，一名军人淬炼成钢铁战士的过程，犹如一位画家在完成一幅作品，他用汗水和热血填充底色，用军事素质和政治修养勾勒线条，最终呈现出作品伟岸刚毅的神韵。

军旅是苦的，但军人以苦为美、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谁都知道，只有勇于奉献的人，才是最有价值的人，才是最值得敬重的人。让堂哥最难忘的是，在他提了排长后，因为战备需要，部队在驻地山上打了坑道，但洞口没有作处理，掏出的白花花的碎石散落在山坳里，暴露了山洞的位置。上级要求堂哥所在连队从坑道口修出一条水泥路与山上的防御工事相连，然后将挖出的碎石回填，恢复山体原来的面貌，并用周围的杂草将所有施工造成的裸露表面伪装起来。山势陡峭，坑道在半山腰，汽车上不来，修路的水泥只能卸在一个山坳里，靠人扛上山。从山坳到坑道口有几百米，光爬上去就费劲，还得扛五十多斤一袋的水泥，艰辛可想而知。有的战士觉得一次只背一袋效率太低，就一次扛两袋。堂哥长得人高马大又是干部，自然要带头，便一次也扛两袋，大家干活都有个比劲，再也没有人扛一袋上山了。坑道比较宽大，回填的工作量也特别大，两人抬一筐碎石到坑道口，就像朝脸盆里滴上几滴水，根本显不出来。一天下来，腰总是弯着，感觉都要折了，脸上身上汗水和着尘土变成泥，糊在脸上，痒得难受。每当干不动的时候，大家就嗷嗷喊“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来给自己加油打气。就这样日复一日，堂哥他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住着帐篷，吃着陈小米，有时甚至饿着肚子，一干就是半年。艰苦条件和危险环境中，因为这身军装，堂哥他们默默地将属于自己的担子奋力扛起，没有抱怨，从不辍步。膝盖不知擦破了多少次，指甲盖被石头生生砸掉也是常有的事。最令人痛心的是，一位战士被滚落的山石击中头部而不幸牺牲。那座坟墓，留住了堂哥的战友和老乡，它是耸立在战士们心中的丰碑，永远被人铭记。

当兵的日子或许不很精彩、平沓无奇，但人生有了这种丰富，生命有了这种经历，不管任何困苦面前你都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几个月前，与癌症斗争了几年的堂哥，带着对部队的无限眷恋，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生前常说，感谢军营，教会了他勇敢、坚强；感谢战友，让他懂得生死与共、永不放弃；感谢生活，给了他绿色的记忆。他自豪，因为生命里有了一段当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