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直隶天津人，曾任职清朝翰林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晚年倡导新式教育，一手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被尊为“南开校父”。严修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与清末另一位教育家、南通的张謇被誉为“南张北严”。也许是严修在教育领域的成就太过显著，人们对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多有忽略。其实严修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也颇有见地，并积极付诸实践。这还得从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说起。

　　王照生于 1859 年，天津人氏，1894 年中进士，与 1883 年中进士的严修同在翰林院任职。1900年，王照因为戊戌变法牵连获罪，逃往日本避难，见证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推广民族共同语带来的社会进步、国力提升。他认识到，除了变法，推广共同语也是开启民智的一条途径。王照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言文合一”则是普及教育的基础。在日本假名的启发下，王照“自课以创制官话字母”，即以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采用声韵双拼的方式，用官话也就是北京话试图统一汉字发音。随后王照以“芦中穷士”之名发表了《官话合声字母》，目的是让“以后咱们中国人，都能念书，添点学问，长点见识，这就是我们作字母书所指望的了”。王照创造的官话字母，不仅可用于拼音，还可代替汉字，因此也被称为“简字”。

　　当时上层社会对官话字母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保守一派以管学大臣张百熙、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他们视官话字母为洪水猛兽，坚决反对。与此同时，也有改革新派支持王照，翰林编修严修、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等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严修不仅在思想上认同王照的拼音方案，还身体力行，亲自验证拼音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他把王照的拼音方案带回家，组织家里的丫鬟、厨子、车夫等人学习。黎锦熙提到了严家官话合声字母的学习成效：“严氏家里，人人都练习得很熟；丫头老妈子厨子车夫都是能看《拼音官话报》，能用官话字母写信作文的。”

　　严修是袁世凯的知交，深得袁世凯信任。1903 年 12 月 29 日，直隶大学堂学生王用舟、何凤华、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等人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以严修的做法为例证明官话字母的有效性，以说服袁世凯推行官话字母。可见，当时很多上层人士都知晓严修组织家人学习官话合声字母的实践，并给予认可。1904 年，袁世凯命令保定蒙养学堂、半日学堂、驻保定各军营试教王照的官话字母。这是清朝官方动用行政命令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最早的一例，也标志着语言规划的路径开始由自下而上转变为自上而下。

　　官话字母自上而下的规划效果明显，推行速度快且声势浩大。从 1901 年《官话合声字母》出版到 1910 年官话字母被查禁，“十年之中，坚韧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出版的“初学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到了 1907 年，浙江桐乡人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编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此，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地区也广为流传。虽然也有其他社会名流对王照的官话字母表示支持，严修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

　　严修之所以如此认同《官话合声字母》，和他自身的经历分不开。严修早年饱读圣贤经典，专心科考，年仅 24 岁便荣登科第，随后进入翰林院。虽然严修是旧式知识分子出身，但是他具有开明的思想。严修于 1902 年和 1904 年先后两次奔赴日本考察教育，王照也曾避难日本，他们亲眼见识了日本文教兴盛，对日本推行民族共同语的做法不约而同地持赞成态度。因此，严修理解并支持王照的官话字母。严修认识到，教育现代化首先要语文现代化，进而推动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严修对于官话合声字母的态度可以说是其教育理念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教育改革的集中体现。严修为世人称道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以语文现代化为开端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有很多拼音方案诞生，除了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蔡锡勇的《传音快字》（1896）、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等 20 多种。正因为诸如严修等精英知识分子的积极呼吁和实践，古老中国才进行了一场语文普及运动，为几年之后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做了舆论及实践上的准备，甚至为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制提供了宝贵经验，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在百年之前的这场语文改革运动中，以严修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上能影响朝野，下能联系群众，实际上起到了纽带和中介的作用。吴稚晖在《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一文中称：“第一位实行宣传官话字母的，是天津严修。”足见严修在中国语文改革运动启蒙时期所发挥的重要引领作用。(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