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岐

　　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发源地欧洲，以勤工俭学进行考察。行前，他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留学生活。

　　1920年12月13日，周恩来与李福景等人，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抵达马赛港，随即换乘火车到巴黎。短暂停留后，于1921年1月5日赴伦敦，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

　　由于伦敦生活费用大，他决定投考位于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1月25日，周恩来致信严修，禀报入学手续办理之事，并谈到欧洲现状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周恩来赴欧以后，广读博览，“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1月30日，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通宵达旦地为《益世报》撰写旅欧通信50多篇、约二三十万字，评述国际大事，讴歌社会主义。

　　如1921年2月6日，周恩来撰写的《劳动世界之新变动》是一长篇通信，在《益世报》连载。文中说：“最切近而又普遍的，凡是劳动界中人，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应这个需要。”

　　同时，周恩来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各国共产党机关报。经过反复推敲、比较、研究、思考，周恩来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1922年3月，周恩来在致国内觉悟社员的信中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意为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他表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鉴于国内急需革命骨干，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等人，启程回国。周恩来到达广州后，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