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精神（或品格、风骨）甚为人所称道，尤其在修史脉络中，更成为评判史家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种精神（或品格、风骨），即无畏权势地秉笔直书。而以南史、董狐为代表的“良史”形象，经唐代刘知几“才、学、识”之倡导，至清代章学诚遂丰富为“才、学、识、德”，贯穿其间的，显然是对史的实事求是呈现精神。然而，想对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呈现，则大非易事。故而，“秉笔直书”不唯是肩负史职者书写态度的体现，更是对其胆量、魄力的一种考验。赓续此一思想脉络，南开大学已故教授刘泽华先生（1935年2月17日—2018年5月8日），进而提出了“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泽华先生就曾强调：“认识不仅需要才智，更需要胆识。才智加上无所畏惧的胆识，可以打破被人们信为‘真理’的谬误，把人们带到一个新领域。”进入21世纪，刘先生于2013年接受一次通讯采访中，谈及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提出：“才、学、识、德，再加一个‘胆’。”为何要再加一个“胆”呢？刘先生解释道：“刘知几提出‘才、学、识’，章实斋加了一个‘德’，我接着再加一个‘胆’。有人可能会说，‘胆识’已包括在‘识’中，再加个‘胆’字画蛇添足。但我认为在框框比较多的情况下，应该把‘胆’突出出来，亦不为过。胆大妄为固不可取，胆小畏缩可能把自己浪费了！”同年5月发表的《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一文中，刘先生于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就“历史工作者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问题，谈了认为具有共性的三点看法，第二、第三点为“应该作出价值判断”“史家的责任是为人们对自己命运的认识和领悟提供一个参照系”，而第一点则强调了“要对历史求‘真’”，并进而阐发道：“一个‘真’字很不易呀，不仅要有才、学、识、德，还要有‘胆’，‘胆’有时靠生命来作保……”此后，又于2015年发表《史学重在探寻规律探讨命运》一文，再次强调：“探讨规律、命运问题，首先要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之责是求历史之‘真’……求‘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有充分的才、学、识、德，还要敢于面对由于利益纠葛而出现的掩饰、扭曲历史之‘真’现象，因而还要有‘胆’。只有揭示历史之‘真’，才有可能求规律、说命运。”从探讨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史家应具备何种能力的演进历程来看，刘泽华先生继刘知几“才、学、识”、章学诚“才、学、识、德”之后而提出的“才、学、识、德、胆”论，可谓又一次大升华，更是一种史学新创见。

　　如果往溯历史的话，刘泽华先生对“胆”的认识，亦有前贤发为先声，如清初大儒孙奇逢。在与弟子的讲论中，孙先生曾强调：“处事之道，才、识、胆三者缺一不可，然识为甚。胸中不先具达识，则才必不充，而胆亦不坚。”其所谓“处事之道”，显然并非就一般意义上的待人接物而言，而是具有更深层的寓意。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孙先生还就“胆”与修史的关系做了揭示。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二十五日，有客对孙先生说：“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关非细，先生何辞之坚也？”孙先生解释道：“论事易，而任事难。此事非才、识、胆兼备者，不能胜也。”可惜的是，此一特识未引起学界关注，于是乎由刘知几之“才、学、识”论遂演进为章学诚之“才、学、识、德”论。不过，孙先生的这一特识并未成为绝响，时隔三百多年后，刘泽华先生所揭示的“才、学、识、德、胆”论，可谓对乡贤孙奇逢先生“胆”论不谋而合的“遥相呼应”。倘若孙奇逢、刘泽华两位先生于另一个世界相逢，当会相视而笑吧。

　　今年5月8日，是恩师刘泽华先生仙逝三周年的冥寿，谨草此小文，以志对先生的无限缅怀，且以彰先生“胆”论之卓识及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下图为刘泽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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