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沛

　　2021年2月10日（庚子年腊月二十九），我去魏宏运先生家拜年。97岁的先生，一身睡衣坐在床上，身体消瘦，面带微笑。由于耳背，他每次听懂我的话时都很兴奋地回应。我们师兄弟多次鼓励他说要筹备百岁庆典，他用心记住了，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大目标。此次他主动提及要坚持到百岁，我很期待，觉得他人生有目标，说不定会真的实现。

　　此后去过先生家两次，都因他在休息，只是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7月7日聚餐时，我还向先生女婿张利民问及先生近况，他说身体尚可。7月20日，我在八里台附近一个酒店参加会议，曾有会后看望先生的一闪念，由于会议结束较晚作罢。谁知21日上午11点多，张利民老师电话告知先生刚刚故去。尽管知道先生高龄，但仍然不愿相信。

　　料理后事完毕后的几天来，脑子里时常闪过与先生相识35年来的时时刻刻，每每念及，如在昨天。

　　1986年9月，我有幸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魏宏运先生。此后三年中，由先生指导开始入门史学研究。三年后毕业时，面对就业极为迷茫。在我向先生辞行之时，先生主动表示希望我留校任教，兼做他的助教。

　　那是一个“全国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的时代，“官员下海”“教师辞职”“南下海南”的浪潮席卷着所有青年躁动的心，加上高校待遇极差（高校新任讲师只有100多元的月薪），时有“一流学生留学、二流学生下海，三流学生留校”的顺口溜。我难免其俗，不愿意留校任教。我对先生说：您已年逾六旬，住北村9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房子，贵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月薪仅有500元。以后即使我再努力，也不过如此，但在25岁时已看到退休时的状态，人生无趣之极！

　　听完我的话，魏先生沉吟片刻后说：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时代总会向前的，不可静止看待。现在国家正持续进行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道路。搞现代化就必须要有人才，多数人才只能从教育而出，高等教育不可能永远如此，高校老师的待遇也不可能总是如此差。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道理。

　　天津经济水平、城市发展及个人机遇要比回我家乡好，何况南开位于重点高校前列，社会地位极高。对于从中原大地走出来的学子而言，自然感觉留下发展较好。在征求家人意见后，我最终听从了先生的留校建议。先生得有弟子留在身边，可以助其处理诸多事务，他十分高兴。经过相关程序后，我得以留校工作，1989年6月16日，我办理了入校手续，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新人。

　　30余年过去了，中国教育迅猛发展的事实证明了当年先生的慧眼如炬。只有深刻理解时代、社会变革的规律并努力与之相关联，人生才会走在正确道路上。

　　1996年，我随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先生已是70岁高龄。先生名下学生较多，问题较多且集中，他借鉴国外经验开设了读书会，每周六上午进行。占用周末上课，对于我们而言深觉痛苦，毕竟大家成年了，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有不少事要处理，周末想休息。但看着高龄先生放弃休息的身体力行，也觉得无话可言。

　　每周六上午的读书会，先生不仅让每位博士生朗读《中国日报》发表的文章，还要细致译出，旨在训练大家的英文水平；二是围绕近期的热门学术话题、新出著作、先生参加学术会议的信息、国外动态等进行研讨；三是时常邀请外地或国外知名学者演讲；四是鼓励大家就某些课题进行争论，有时争执得面红耳赤的我们，甚至忘记了这是在课堂上和先生在身边。这种活跃的气氛至今难忘，我们从中受益极大。有谁胆敢不参加周六的读书会，事后定会被先生严责。

　　一般而言，魏先生的读书会上某段时间内经常会以某位博士生为“靶子”，主要因其时有标新立异之言，促使受批评者多读书，带动反向思维的运转，也激发了读书会的气氛。1996年入学后，我与岳谦厚经常轮流被先生批评，成为话题人物，有时是观点、方法不对，有时是视野及思路不对，有时是外语念得不好，时常成为读书会的焦点。大家从争论中有所得，也乐见我们时有“异言”。但先生不论如何批评，他对于学术思想的包容却是一贯的。我们毕业后，后边的师弟师妹还时常念及我们在校时激辩带来的快感与收获。

　　博士生的四年，多是潜心学术者一生最大的收获期。查阅当年发表的论文，读博后的进步是明显的。只要努力，人总会不断进步，但幸遇名师，脱胎换骨的速度就会快一些。此后，我也将读书会作为指导学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并坚持至今。

　　1980年代末，先生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星光先生等合作，展开了华北根据地财政经济史资料汇编及研究的项目。在太行山区各县的查阅档案和乡村调查中，获得了大量资料，其呈现出的历史复杂性，促使先生从人物研究向着社会史方向急速转变。先生意识到，只有从乡村社会深刻的变革中，才能真正找到中国共产党何以赢得革命胜利的钥匙。

　　1990年，由于先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及区域社会史研究上的成就，日本一桥大学三谷孝教授主动联系，希望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共同展开“中日联合调查华北农村”的国际合作项目，魏先生欣然答应，我作为青年学者兼做秘书也被选中参加。夏季，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合作项目的农村口述调查活动，在北京房山吴店村、顺义县沙井村的口述调查活动令我眼界大开，农民讲述的中国现代史是如此的生动鲜活，呈现出的复杂性发人深思，从历史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启蒙了我，对于我的学术成长极为重要。

　　这一调查工作持续了4-5年之久，年近七旬的先生，多次亲自参加调查和口述活动。他曾说，以往的历史资料多是知识分子留下的，代表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时代判断，以之为依据的历史，只能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农民口中的中国现代史，是底层社会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的反映，这些内容少见于官方档案，如果没有田野调查，不总结这方面的资料，何以真实地表述历史的复杂性？先生此时出版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一书，保留着其学术转型的鲜明印记，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中日合作调查的资料汇编《20世纪中国农村调查记录》4卷本（先后出版日文、中文版），汇编了众多珍贵的口述史料，梳理了百余年来华北农村的历史脉络，引发国际学术界的好评。

　　1999年，南开大学最后一次职工分配住房排队。先生以抗战干部资历加教授年资分数，名列1100余名排队职工的第一名，获得“南开一号”的雅称，后竟渐渐叫响，其中包含着南开人对先生在半个世纪中对南开发展、南开史学变革所作重要贡献的敬意，是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开拓者之一地位的体现，也是其人生行止的最好注释！

　　难忘先生嘱托我完成资料汇编时的焦虑眼神，难忘2018年先生参观津南校区历史学院大楼时的满满笑意，更难忘先生对南开史学的殷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