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2014年10月，欣逢刘泽华先生八十华诞及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发布会。先生一生著述宏富，但对这部政治思想通史尤为倾心。一者，自上世纪80年代出版《先秦政治思想史》以来，先生即有写作政治思想通史的计划，此时终于成为现实。其次，这部逾530万言的通史力作由先生领衔创制并由刘门弟子共襄其成，也算是学界所称“王权主义（批判）学派”（亦称“刘泽华学派”或“南开学派”）的集体亮相。发布会次日上午，先生在南开大学范孙楼历史学院会议室召集师生茶话会，各位来津贺寿的弟子依次发言，先生意气风发，逐一点评，隽语箴言，令人解颐，更令人彻悟。这是刘氏弟子到得最全的一次“研讨课”，岂料竟成为“最后的一课”，让常聆先生謦欬的后学不胜伤悲！

　　自1958年执教南开大学以后，先生治学育人半个多世纪，其著述之丰赡，思虑之精深，学界早有公论。但在我看来，先生远不止是“荒江野老屋中”的恂恂儒者，更是一位荷戟而立的战士，赋有截断众流的思想勇气。

　　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和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始于十年“文革”，这体现在他未曾问世的日记之中，他在学术口述史《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中坦陈：“日记所记载的我的思想，正是后来思想与学术的起点。”由此可见，先生对历史的警觉其实发端于他对当下的警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事丕变，乍暖还寒，先生即以史坛后劲的身份发出“打破枷锁，解放史学”的呐喊，以此划破长期禁锢形成的学术死寂。此际先生发表的《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诸论文，均足以振聋发聩，与哲学和政治领域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同声相应，开启了改革开放初年中国思想启蒙之先河。

　　严肃的历史研究往往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作为历史思维主体的史学家须动用其全部心智和思想勇气，祛除外在的意识形态、内在的思维定势及貌似合理的陈说，思想史研究尤其如此。而“祛魅”之道唯有针对研究对象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才有可能逼近历史本体及历史本然的逻辑。刘泽华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自嘲：“一身土气，坐井观天。”以为平生短长，尽在其中。我倒认为，“一身土气”恰恰意味着先生“咬定青山不放松”，以中国史料证中国问题的执著与不懈努力。而“坐井观天”则反证了一个历史认识论误区：如果在历史认知中不屑于去下“掘井见泉”的死功夫，而满足于盲从既定或花样翻新的理论范式，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又何由见到“天”？理论范式或许会是历史学的陷阱，僵守某种理论范式所描绘的历史镜像往往是变形而扭曲的。

　　刘泽华先生从大量中国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而“土地运动不是通过平等交换或买卖方式进行的，而是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伴生物”，“有土地运动，却无土地市场”。由此，先生专注于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地主阶级的形成问题，先后发表了《战国时期的食邑与封君述考》《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从春秋战国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得出一个不易之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封建地主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军事掠夺、分封、赏赐等）形成的，或者说，超经济方式造就了第一代封建地主。此种情况在秦汉大一统之后并无实质改变，只不过由于科举制的兴起，将“士族—官僚—地主”生态圈升级为“文人—官僚—地主”生态圈而已。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人们社会身份的确立，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带有强制性的政治方式来实现的。换言之，社会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而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以权力系统为骨架的社会结构、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思想体系，相与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王权主义”历史样态。

　　“思想与社会”无疑是理解刘泽华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锁钥，作为历史学家，先生是从对历史社会的认知与反思切入思想史研究的，因此，先生及其后学苦心构建的就不止是一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屋宇，而是一幅结构谨严、浑然一体的中国思想文化与历史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家李振宏教授认为，“王权主义学派”已经突破了具体的学科藩篱而成就了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全新的认知模式。

　　南开史学之所以成为国内历史学科的重镇，是因为其兼具微观的考实传统和宏观的思想传统，前者由郑天挺、杨志玖、王玉哲、杨翼襄诸先生开其端绪，蔚成大观。后者由梁启超、雷海宗先生启其山林，而由刘泽华等先生发扬光大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其实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无休止的对话，而思想则充当着对话的媒介，没有历史的思想和没有思想的历史都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以观，用“横看成岭侧成峰”形容刘泽华先生的思想与学术体系或许较为贴切。

　　写于2021年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