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五爱”之人

　　——在南开艺术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范曾

　　在南开的回忆充满了理想、奋斗、欢乐，种种的回忆，都使我感到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收获。我想南开和我是一个永远割舍不开的最美妙的际遇。在这里有我尊重的教授，虽然他们大部分都已经离世了。我有很多老朋友，像宁宗一先生，我当时聘请他做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的时候，他还是风华正茂的时节，今天已经和我一样白发苍苍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是必然的规律。可是我知道，今天来到会场的，无论是我的朋友、同事、学生，都会知道我在南开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味的。意味在什么地方呢？我今天提出一个“五爱”，我们要爱党、爱国、爱南开、爱人生、爱艺术。

　　为什么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证明了一点，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可能从一个苦难深重的泥淖里，走到今天这样的辉煌。虽然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可是她生长着，强大着，富裕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根本的事实。

　　南开大学的存在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一百年，由筚路蓝缕起家，而到今天如此辉煌。最令人兴奋的就是今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们南开大学，他不仅详细地观看了我们的校史展，而且与我们南开的专家、学生进行了交流，他说南开是一所爱国的学校，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习近平总书记对南开大学的办学精神、校训、“爱国三问”，都做了非常透彻的解释。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总书记对我们南开大学发自内心的关怀。他的讲话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他对我们南开大学寄托了很深厚的期望，这一点我非常感动。这是南开历史上的大事。

　　今天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大概是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观念，讲北大可以用一个“官”字代表，清华是“洋”，南开是“土”。这种解释我想有一个历史源流，但是并不全面，其实“官”“洋”“土”并不足以完整描述一所大学。“官”，就是说北京大学建立时，首任总教习吴汝纶，当然是大官僚，他本身是曾国藩的手下，又做过冀州知州，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吴汝纶也是大学问家。清华大学是由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大学。我们南开大学要论接地气的话，地气接得更多。张伯苓和严修到处筹集资金，到处奔走。在抗战时期，我们这里被夷为平地。在这样悲惨的时候，张伯苓先生是怎样坚持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西南联大是怎样体现中国民族的知识分子临危不惧、坚持奋斗精神的？北大、清华、南开曾经共同谱写过壮丽之歌，不管他们是“官”“洋”，还是“土”。这个“土”，我想说南开大学从来根植于民族精神。就拿东方艺术系来讲，我从来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在《人民论坛》上，我先后发表过8篇文章，论中国的文化自信、中国的哲学自信、中国的历史自信、中国的文学自信、中国的诗的自信，还有艺术、书法等。

　　我想，我们作为南开人，时时刻刻都要想到自己和南开大学的关系。因为我们以什么爱国？我想以我们的艺术爱国。我们要以中华民族自己的面貌走向世界，告诉人类有这样一个族群，他们的艺术是如此高雅。我在国外获得的勋章，从来不愿在国内宣扬，像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亲自授予我的“大将军勋章”，它是以意大利共和国号令的形式发布的，而且下面有意大利总统和总理两个人的签名。法国总统也授予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当时法国总统萨科齐给我的一封信，说“法兰西向你致敬！”我说的这些在座的各位都没听说过，因为我在国内不喜欢宣传这个。我觉得党给我的光荣最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单独表扬了我，我以为自豪。

　　我们要爱人生。生命对我们来讲非常短促。宇宙是多么悠久，以几百亿年来计算，地球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我们“生年不满百”，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满百。我觉得满百还不够，希望能有一百多岁，我希望自己能以自己的残年余力与新一代的艺术家共同奋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我81岁了，今天上午坐在从北京到天津的汽车上，把《北山移文》从头到尾背写了下来。这种习惯使我对电脑心存怀疑。很多熟悉电脑的人，谈起话来一说起引文不知道在何处，一查就查的很准，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我不太会用手机，只会往外打，打完就关，连信号都不给它。因为我对机械的东西有本能的抵制，这很不符合时代的精神，可是很难要求每一个艺术家都符合时代精神，我不去搞大数据，我的画未必不能这么好，因为我不懂电脑我照样画得好。就像陈省身先生根本不会电脑，而且算术水平相当低下。因为有次他在凯悦饭店请我吃饭，他要请客，几十块算了半天也算不下来，我才知道数学和算术是两回事。有次我到清华大学，清华不是“洋”吗，他们请我讲演，我要杀一杀同学们的威风，我说问你们一个问题，1/2+2/3+3/4+4/5等于多少，这些理科的高材生面面相觑，我告诉他们，等于2 43/60，因为2、3、4、5最小公倍数就是60。我说不要被我吓倒，这是汉代《九章算术》里的一个题目而已，大家哄堂大笑，就愉快了。愉快了就随便听我讲，都相信了。在北大文学院开学典礼上，我说有些书你们作为文学院的学生，一定要经常放在手边，唐宋时代的文人，在床边都有4本书，史汉庄骚——《史记》《汉书》《庄子》《楚辞》，这4部书文人是必须熟读的。到明末清初，金圣叹提出六才子书，《汉书》不要了，因为《汉书》和《史记》体例一样。《史记》《庄子》《楚辞》《杜诗》《水浒传》《西厢记》，我就问大家，怎么没有《红楼梦》啊？一个也没有回答上来，我说曹雪芹还没生下来呢。所以针对不同的学生，他们固然在技艺上各有所长，忽然提一个他不了解的事情，这个是最有趣的，当然这里面我个人也想开开玩笑。当年我请宁宗一和薛宝琨这两位名教授到东方艺术系执教，他们在中文系才高气足，很多教授又对他们不服气，结果他们课讲得好极了。宁宗一先生讲唐宋诗词，大家现在都记得。当时薛宝琨先生讲，我们两个有“弃妇”的感情。我说不会，东方艺术系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去不了，不会被抛弃，我想诸位要使自己在社会上，在世界上，在多方面立定脚跟，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自己强大不强大。自己不强大，埋怨是没有用的。

　　我希望诸位不要太相信电脑。庄子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人类就要堕落了。如果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下去，它的危险性非常大。前些天北大的前校长周其凤、王恩哥和我谈起科技的发展，到底害处和益处在哪儿。有个生物学家，他说克隆人很容易，克隆人和克隆猴子没区别。我们现在可以克隆出一个人来，可是道德伦理不允许。我说，如果做这个事，危险性就大了。有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爱劳动的，拿他的基因塑造一个人，克隆十万个劳动大军，任劳任怨，不讲报酬，新的奴隶社会就出现了。那个生物学家就说，你的思想很新潮啊，现在外面的科学家也和你发表同样的论点。我说我可没看他们的，我自己想的。所以我们还是安分守己一点，拿起自己的笔画画，这是任何科学承担不了的。清华大学的姚期智先生跟我讲，现在的电脑能够制作出一首歌，是之前绝对没有被创作出来的，原创的歌。我问姚期智先生：能不能克隆出来一个范曾啊？他说，这个绝对不能，因为你画画的每一笔都是心智的流泻，而心智瞬息万变。当然未来的科学我不知道。潘建伟先生到我家来，他讲量子每秒以几千亿亿次的速度振动。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们是计算出来的。我说，就算以再快的速度，把《康熙字典》48000字排列组合，选出生字，能写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诗，我就服了。潘建伟先生说这个是很难的。所以科技不是万能的，人类要永远走在工具理性的前面。而走在工具理性前面的排头兵，应该是文学家、艺术家。诸位，再见。

　　(南开大学新闻中心林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