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10月29日，《光明日报》根据我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年教师陈伟驹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精神座谈会的学习交流体会，刊发了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文章。全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考古工作的重要讲话和贺信，对历史和考古工作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殷切希望，为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中国考古学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在充分肯定中国考古学在百年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目前我国考古学理论构建的不足。长期以来，由于理论建设工作的滞后，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照搬西方理论模式和概念的现象。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少考古学者发现，很多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不仅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考古材料的实际，有时还会阻碍相关问题研究的推进。比如，在中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或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问题上，中国考古学者长期套用西方中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有陶新石器时代等概念对相关遗存进行断代和构建分期体系。这些模式和概念是在西方的考古实践中归纳和发展而来的，反映的是西方考古材料的实际，与中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模式并不相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点是，西方的中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始于全新世初期（距今12000年），有陶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即陶器出现的年代不早于距今9000年，而中国最早的陶器在东北和华北北部都出现在距今15000年以前，而在华南地区更是早至距今20000年。再如，在西方的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模式中，文字和金属工具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而在现在公认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代表——良渚文明中，文字和金属工具并未出现，玉器反而成为其文明非常突出的因素。这些例子说明，中国新石器文化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等，都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独特性需要我们客观地进行分析、解释，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借鉴现有考古学理论形成途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采用科学的发掘方法、科学的检测手段、科学的分析方法，在正确的研究结论和可靠的知识体系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坚持从实践到理论的正确途径，而不应事先机械套用西方的模式和概念，对中国的考古材料进行削足适履。

第二，要充分地从中国古代文献、文献史学研究中吸收营养，结合考古实践，提炼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概念和术语。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发展途径、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进道路等理论就属于此类。

第三，要积极与其他反映中国历史与现实实际的人文、哲学与社会乃至自然学科合作与互动，吸取这些学科的优秀理论成果。例如，著名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基于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史前文化多元起源与交流融合现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此后，“多元一体”又反过来成为考古学界认识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和早期中国等重大问题的核心概念，“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等术语正是反映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括，成为学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