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循证医学中心副主任詹思延教授，《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中国编辑尹道馨，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唐金陵教授在The BMJ上联合撰文“中国临床指南：解决利益冲突和吸纳患者参与”。这篇文章为该杂志特约，其目的在于促进循证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詹思延介绍，循证医学强调基于当前最佳证据制定患者的诊疗决策，这种实践模式已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临床实践指南是在“对医学证据的系统综述和对治疗利弊的评估”基础上给出的实践建议 ，在指导临床治疗和改善临床结局中至关重要，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而其前提必须是高质量的指南。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经发表664个临床实践指南。但利用指南研究与评价工具对这些指南进行评估，发现中国指南的质量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一方面，现有临床实践指南的数量表明，循证医学在中国已被广泛接受，并且中国医学界积极开展了指南的制定。而另一方面，低质量的临床实践指南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让人心忧。

詹思延指出，中国需要少而精的、可靠的临床实践指南。但是，要制定无偏、独立、透明且严谨的指南，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有技术层面的，同时还有指南制定者对利益冲突缺乏足够认知和对指南制定过程监督和管理的不足。中国大多数指南是由医学专业委员会制定，但有些是在制药公司赞助下完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记录显示指南作者与制药行业之间有相当程度的“互动行为”，只有准确说明这些互动的具体行为才能确保指南的透明度，降低潜在的偏倚。由此看来，减少甚至完全避免制药公司的赞助才是根本。为此，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考虑建立公共基金，直接为指南制定提供支持。

詹思延介绍，让患者参与指南制定是另一项重要议题。因为涉及方方面面的改变，所以让患者参与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我们产生、搜集、综述、评估医学证据，并制定临床指南，这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因此，听取患者的意见就十分必要。国际上已经就促进患者和护理人员参与指南制定做出了努力，并鼓励他们分享各自的经验、价值观、偏好和观点。目前中国的医患关系非常紧张，且中国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居于父母式的地位，可能让医生和患者都担心他们是否能够在制定指南上有效地合作。另外，少有患者熟知指南的制定过程，患者也需要假以时日来认识自己的角色，掌握有关技能(包括制定指南以及与医生合作的技能)，并增加自信。

詹思延还指出，中国医学界已经意识到指南制定中存在的问题，2016年中华医学会发布的“制定中国临床指南的指南”，为中国指南制定者提供了利益冲突的政策说明，并提倡患者参与指南制定。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翟所迪教授牵头、中国药理学会制定的万古霉素监测指南就提供了详细的利益冲突信息。此外，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林剑浩教授牵头、中国老年学与老年病学会制定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运动疗法临床实践指南，已经邀请患者参与其中。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也为制定抗血栓治疗和预防血栓形成指南提供了资金保障。

詹思延强调，中国循证医学的推动者和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者应该通力合作，更有效地解决证据收集和解读、利益冲突、资金来源和患者参与等诸多问题。制定高质量的指南是促进患者健康和提高人民福祉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文/医学部 傅冬红）

编辑：麦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