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记者步入坐落于五大道民园体育场南侧的天津体育博物馆，这里常年举办“天津与奥运”“奥林匹克藏品博览”等专题展览。一张张微微发黄的文献，一件件珍贵的体育文物，让人仿佛在百年的时空中不停穿梭，这些文献和文物见证着天津与奥运的百年传奇。

　　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位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在奥运赛场上独得锦标？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中国来举行奥运会？这就是近代中国体育史上著名的“奥运三问”。在“天津与奥运”主题展览的开篇，就醒目地标注着这样几行字。“最近，关于中国城市再次申报奥运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希望通过天津与奥运这样一个常设展览，让大家记住：天津，曾经是中国最早呼吁举办奥运会的城市。这座城市是连接近代中国与奥运的纽带。”天津体育博物馆馆长白国胜向记者介绍说。

　　天津是较早接触到西方近代体育运动的城市。早在1902年，天津在全国率先举办了城市运动会。在当时的天津城市运动会上，奥运会的主要比赛项目都可以看到。作为第一个引入篮球运动的城市，天津在实践奥林匹克运动项目方面不遗余力。因而，在首届天津城市运动会行将拉开帷幕时，《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盛赞天津举办这样的体育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传播到中国的一个火种，堪称中国北方的奥林匹亚。

　　由于天津城市运动会的蓬勃开展，天津青年会的外籍干事开始宣传在西方举办的奥运会。早在1904年，天津青年会的干事饶伯森就在京津地区的学校中宣传奥运会。

　　1907年10月19日，在天津城市运动会的颁奖典礼上，张伯苓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那是一个让今天中国人依旧难以忘怀的声音：“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技术水准很差，得奖希望渺茫，但他们仍然派许多选手参加。照此看来，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这是张伯苓第一次在公开演说中建议中国组建奥林匹克代表队，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通过演说回应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908年，张伯苓先生观摩了伦敦奥运会后，于转年的10月13日，向参与天津城市运动会的选手们介绍了英国伦敦奥运会的盛况。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钟爱体育事业的张伯苓，不停地为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而奔走。在1932年刘长春遭遇困境时，力挽狂澜，与王正廷等人促成了中国人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的比赛项目。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国民政府准备派出百余人的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出席奥运会。1935年，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组织训练班，为转年参加柏林奥运会做准备。张伯苓冒着酷暑，前往青岛探望训练班的教练员和运动员。1936年，中国的田径集训班成员结束训练，前往上海做最后的资格审定时，曾经路过天津。张伯苓与奥运冠军李爱锐携手，邀请田径训练班到天津与当地的外国侨民和天津选手进行高水平的对抗赛。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崔乐泉研究员多年致力于体育史研究，曾经主编《中国体育通史(8卷本)》。当提及天津与奥运的渊源时，他认为，“除了为奥运奔波几十年的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外，天津还走出了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位是1922年当选的王正廷，另一位是1947年当选的董守义。天津与奥运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王正廷毕业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而董守义曾经执教南开，并曾经培养出名震中国篮球界的“南开五虎”。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中国开始逐渐参加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1924年，中国三位网球选手出现在巴黎奥运会的场地上；1928年，中国正式派出代表观摩奥运会；1932年，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出席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1936年，中国派出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德国柏林奥运会；1948年，中国再次组团参加伦敦奥运会。

　　(作者：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 张博 本报记者 张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