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锋

　　《天津日报》创刊70周年，可喜可贺！算起来，我与《天津日报》文艺部结缘也近三十年。从小就喜欢文学的我，整个小学阶段是在“文革”后期度过的。那时候没有多少书可看，幸好我父亲一直订阅《天津日报》，记得每天投递员送来报纸时，我往往是第一个跑去接报纸的人。别的内容我不看，专挑文艺副刊看，看上面的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当时读过什么，全都忘记了，但文艺副刊是深深印在脑中了。在无书可读的时代，《天津日报》副刊是我当时难得的精神食粮，是我的文学启蒙者，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1985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小高校任教，开始想给一些报刊投稿。那时我与学术离得很远，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学术论文，但大学时代读过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这部学术巨著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开始写作就是从阅读钱钟书先生一些著作──《围城》《管锥编》等的札记随笔开始的。记得是1990年前后，我写出几篇阅读钱著的随笔，修改抄好后，投给哪里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天津日报》的“满庭芳”版。于是将稿件寄出，等待着消息。一天，当我拿到一期《天津日报》时，忽然发现自己的文章已经发表在上面，白纸黑字，没错，就是我的文章！此后陆续在“满庭芳”上发表了数篇文章，都是阅读钱先生著作的随笔。感谢那时为我责编稿件的葛瑞娥大姐！我和她素不相识，只是一个普通的投稿者，但竟然都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

　　后来，我的兴趣更多转移到杂文上来，1994年调入天津社科院工作后，在老院长王辉(笔名“王老汉”)的鼓励和介绍下，加入了“天津市杂文研究会”，从此写作杂文的激情一发不可收，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也是发表在“满庭芳”上。尽管文章的数量并不很多，但每年都有几篇，持续了二十余年，粗略统计一下，也积累一百二三十篇了。深深感谢和怀念王老汉，感谢他的鼓励，也感谢“满庭芳”多年来的支持。写作让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乃至对学术，对很多深奥的问题开始思索。我觉得，写作首先是为了作者自己，首先是写给自己看。这绝非是什么“自私”的目的，而是真正的“为己之学”。

　　到南开大学工作后，我的精力更多地转向了学术，但杂文、随笔的写作也一直没有放下。感谢一位作为资深编辑的多年的知己的激励和支持，每当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写杂文时，他便会来信或电话，说：“你可别放下啊！再忙也给我们写点儿小文章。文章虽小，但影响不一定比学术论文差。”是的，我内心很赞同他这个说法。渐渐的，我和这位资深编辑成为既是普通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应该说，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我现在可能真的已经放弃杂文随笔的写作。

　　我后期的杂文，逐渐将主题转向“人心”，尽管每篇文章的题目、角度都不同，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围绕着“人心”这个大命题写的，这与我从事的佛教文学研究其实大有关联。我认为，佛学实际上是人学，而文学也是人学，更确切地说，都是人心之学。把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感悟，结合社会现实，写成千把字的小文章，让普通大众都能读，都能读懂，何乐而不为呢？

　　我会继续写下去的，我愿意伴随《天津日报》，伴随“满庭芳”共同成长，共同成熟。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现在这句话已经有点“过时”，据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七十以上的老人不但不“稀”，而且很多了。而对于一份报纸而言，更应该说：七十岁，刚刚开始。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