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鸣

　　刘泽华先生辞世三周年了。三年来，我不时重读刘公的著作，追随着先生终生未曾停歇过的思考步伐，深入体味着他的学术思想，并将之放置于他八十多年生涯所处的时代框架中。刘公以其生命实践，充分表明他是位始终行走在思考的路上的真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位真正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历史学家；他奉献给人间的绝非仅仅是等身著作，更是他的思想、人格、使命担当和那深沉的情怀。

　　依我的体会，刘公绝非全面反传统者，而恰恰是承继发展了优良传统的真君子；他是把握了时代精神，顺应社会发展而不随波逐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当下的人们具有深刻的启示。去年我曾在《疫情之下读刘公〈全集〉》一文中写道：

　　“刘公在学术思想上的重大创获，就是众所周知的，他透过对繁杂历史资料的详尽考察，受马克思‘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名言的启发，而得出中国古代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一直是王权专制的社会；由‘王’权而‘皇’权，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几千年来，王权专制主义一线贯穿始终，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格局。与此相适应，则是王权主义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尽管传统的思想中也有不少重视臣民的观念与言论，诸如君臣共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纳谏兴国；民为贵；还有国将兴，听于民，如此等等，但在传统的思想与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君尊臣卑，并以此作为帝王权力赖以生存的基础，帝王‘五独’乃是不可置疑、不可动摇的神圣观念。什么超越性的‘道’‘心’‘圣’等等，在‘九五之尊’王的面前，全得退位，全得沦为王权之工具。

　　“因此，如同西方社会要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必须摆脱神权桎梏而使人成为人一样，中国要由传统走向近现代，就必须彻底挣脱王权主义的枷锁，由臣民而成为自主自信、自尊自立、自强不息的公民。”

　　当然，这是个复杂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又必定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遏的历史发展潮流。刘公曾提出，史学工作的特点是从外部观察生活，冷静多于热情。但是，史学工作者绝不能在精神上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换言之，史学家应先把对时代的关切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研究的第一动力。而刘先生一辈子的学术实践，表明其终生以关注人民、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为使命担当，并始终不停地在思考，再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学术价值的思想。刘公是一位真正知行合一的学者！

　　刘公不仅个人作出了卓越的创造性学术贡献，而且逐渐形成发展出以他为核心的“刘泽华学派”。刘泽华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与刘公本人学说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及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过程相伴随的，也是刘公言传身教，培育众弟子，众弟子在认同和接受其师学说思想并以之作为学理基础和认识、诠释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基本方法的同时，他们自身亦日益成长的过程。毫无疑问，刘泽华学派以其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表明，其已经并将继续为深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积极贡献。

　　从思想史看，只有形成流派的思想，才能把认识推向深入，才能构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后学晚辈，体认他的精神，追随他的足迹，像他那样，生命不息，思考不止，在史学园地勤勉耕耘，尽力作出我们应有的奉献，这应该是刘公对我们的最大期望，也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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