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耕

　　今年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

　　托尔斯泰一生虽未能亲身感受中国，却通过阅读与中国相关的著述在心目中形成有关中国的印象与理念。

　　托尔斯泰活了82岁，除了当过几年兵，读书写作是他一生的职业。托尔斯泰全集有90卷之多，而他读过的书更是不计其数。

　　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有两万多册藏书，涉及30多种文字，其中有中国古籍的西方语种译本，如《道德经》《大学》《中庸》，还有介绍中国的书，如法驻华大使西蒙的《中土之国》俄译本，英国人詹姆斯·勒格的《中国古典作家》三卷本、米多乌斯的《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笔记》《中国人及其起义》，还有中国留学生张庆桐和俄国人一起翻译成俄文的梁启超的《李鸿章》一书，辜鸿铭寄来的英文著作《尊王篇》等。

　　托尔斯泰在63岁时曾开列过分别对他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一个书单：孔子和孟子——印象非常强烈；朱利安的《老子》法文译本——印象强烈。除撰写《孔子的著作》《老子的学说》等文章，托尔斯泰还亲自从德文和法文翻译《道德经》，编辑出版了《托尔斯泰选译中国哲人老子名言集》，主编或推荐出版了《孔子——他的生平和学说》《墨子——中国的哲学家》等。

　　晚年的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首先，托尔斯泰对所谓现代文明并无多大好感，所以对中国农耕文明十分推崇。1851年英国举办“水晶宫”博览会，成为当时科技进步的一个标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以颂歌般的语调描写了他亲眼看到的辉煌景象。但在托尔斯泰看来，现代科技带给人的并不是真正的文明。

　　他谈到，那些“对化学周期表、视差和镭的性能一无所知”，却“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并且不以此为傲”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他主张中国人应当继续过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儒释道的教义，克己、忍让，那么，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托尔斯泰还读过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他给附近农民孩子编写的读本中收进了一篇童话《中国皇后西陵氏》，讲嫘祖创立种桑养蚕之法的故事。说西陵氏发现蚕会吐丝结茧，就把蚕茧解开，纺成蚕丝，再织成丝巾，并将采桑喂蚕普及开来。故事虽短小，却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向往——原始、自然、聪明、勤劳、自力更生。他在没有写完的文章《孔子的著作》中谈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勤奋劳作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中国人匹敌”“中国人不会作恶，不与任何人争吵，付出得多，索取得少”。他所引述的中国哲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于善人我将努力模仿，看着恶人则努力纠正自己”，显然是根据孔子的话改编的，加上托尔斯泰本人忏悔和博爱的观念，从而确立了一个借助于中国思想而建构的理想生活准则。

　　托尔斯泰对中国理解的第二个方面，是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和老子的“无为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读了《大学》和《中庸》的英译本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孔子的中庸之道令人惊叹。这与老子完全一样——遵从自然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活……它使我受益匪浅。”西方充满冒险精神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斯宾格勒语）不必说，俄国文化的“突变逻辑”（洛特曼语）更是使这个以东正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在历史上充满了种种极端行为，缺少的就是中庸之道。托尔斯泰向往的是平和、纯朴的天然生活状态，所以他在退役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接近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老子的“无为说”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思想，也是一种最高的德行，无为就避免了恶的发生。最终，他把“无为”与基督教观念中的否弃罪孽和禁欲主义联系了起来。

　　托尔斯泰对“无为”的理解涉及他阅读中国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反对暴力。他在1884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孔子是对的……是信念－艺术－教堂的力量，是生活礼仪、娱乐、相应的道德，才容易使人顺服。”他称中国的“保守性”和“隐忍”比基督徒们所处的“仇恨、挑衅和争战不休的境况”要好上一千倍，他担心中国会走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托尔斯泰心中，传统中国“是真正的、切合实际的、人民的智慧的支柱，这智慧的内容是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过的、离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迟早应该返回来的生活。”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