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25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首都师范大学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视觉文化与口述历史系列讲座”，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师生，聆听了两位教授的四场演讲。Ruth Teer-Tomaselli是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通讯、媒介与社会中心教授、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非主席，南非传播协会主席，研究领域是媒介、社会与历史等。她的演讲侧重从符号学进行意义生成分析。她从皮尔斯的图像意义、指示意义与象征意义等符号学理论出发，解读一些日用符号的意义生成，还以披头士的照片为模型，演示了流行文化对流行文化的模仿。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出弥母(meme)，或者说一种“梗”文化，是新的文化现象。她指出，高度的电子媒介与互联网环境，使一切媒介化，符号与现实对象出现分离，符号有时只是作为符号系统自身存在。作为一位注重历史的学者，她还从几千年前的古老的埃及文化中收集到一些符号。

　　第二场演讲，Ruth聚焦于具体图片进行视觉符号的社会意义分析。她选取那些改变历史的图片，如战争中的图片、难民的图片、死亡的图片，分析它们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分析摄影中所包含的伦理问题，如摄影师对死者的态度，所体现的伦理立场，并讲解了摄影与图片领域已经初步形成的伦理原则与伦理知识范式。

　　Keyan Tomaselli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杰出教授，SSCI期刊Critical Arts的主编，也是期刊Journal of African Cinema的主编。他在南非、加拿大、美国都担任大学出版社编辑董事会委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媒介与传播，其中口述历史是他长期的一个研究方向。Keyan第一场讲座是关于中国文化传播的话题，他分析了中国电影对中国“软实力”的助力。但他同时指出，《战狼2》这样的作品，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的视角下，存在着集体与国家编码与国外观众个体接受的解码的不一致的问题，他强调个体层面的丰富性。同时他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变化的，文化的复合体，不等同于跨文化。对电影的接受，他定位在是一种消费，最终是在一种产品意义上的接受，因而这就与《战狼2》中所包含的强烈的文化推广甚或宣传，存在着矛盾。从理论方面看，除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外，他还提到德里达的延异理论与纳什的协商理论，这些都是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一些有用的知识范型。

　　Keyan的另一个讲座关于口述与历史的关系，包含有方法论的分析，他本人是口述历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他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几种历史建构的方法，即实证主义的方法，自传民族志的方法，前者是保持距离的、客观的，后者涉及情感、希望等等，而口述史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直接建立关系，因而与上述方法有所交叉，它同时兼有“苍蝇在墙上”与“苍蝇在汤里”的两种能分开与不能分开的视角，涉及自我表达、经验参与，也涉及公共空间。而且，他强调口述历史与书写历史具有不同的编码。书写者往往是有上层视角或来自上层的人，而口述往往来自下层。口述历史总是具有现场感，口述历史的提供者还是实际的演员，这也与书写者不同。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口述回忆录，它卷入分享经验，涉及一个人或更多人或一个族群，口述传统甚至代代相传等。由此可见，口述历史是复杂的现象，它有接近于自传民族志的地方，两者都既是方法论的，又带有自己的述写风格。特别是两者都涉及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文学研究、表演研究、社会理论与人类学等知识范围。

　　四场讲座气氛热烈，不仅现场有很好的互动，而且课下都有进一步的交流。视觉文化与口述历史系列讲座，由首都师范大学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主任易晓明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崔洁莹博士与山西师范大学的张亚丽博士分别担任现场翻译。师生们都表示很有收获，系列讲座活动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