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时节，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艺考季”。当全校上下都在为此忙碌的时候，是否还有人记得，45年前“央音”最火爆的那次高考？那次高考，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

　　1977年10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出台《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因“文革”而停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重新恢复。是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文发【1977】122号），其中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是中央音乐学院在“文革”时期的名称，学校于1977年12月恢复原名）。

　　《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及附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藏）

　　“简章”规定，大学招收作曲、声乐、管弦、民乐专业。要求表演专业考生年龄在22岁以下，作曲专业考生25岁以下（最终放宽到30岁），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中专招收八年制的钢琴、管弦专业和五年制的民乐专业，招生对象为在校中、小学生。

　　报名和考试的盛况

　　恢复高考以及高考政策的改变（“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使那些对中央音乐学院向往已久、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跨入这所音乐殿堂的考生们，获得了通过公平竞争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招生简章发出后仅仅一个多月，就吸引了17285人报名。其中，北京6517人，上海5132人，四川4586人，广州1050人。考生包括工人、农民、学生、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知青和复员军人。他们中既有来自边远地区的回、藏、蒙古、维吾尔、朝鲜、壮、白、纳西、锡伯、鄂温克、羌、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青少年，也有华侨及其子女。

　　学校门口考生报名的火爆场景。

　　考生们的报考热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学校领导也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为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制定了严格的考场纪律：赴外地考点的考官，在完成招考任务前，不探亲，不私人会客；复试不搞“安慰赛”；对曾经给考生上过课的考官，采取避嫌措施等。

　　考生报名如此踊跃，人数如此众多，让招考组织工作异常紧张、繁忙，考场上24小时连轴转，加班加点是常态。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中间还曾多次加印简章、准考证、考生报名登记表，甚至加印考题试卷。

　　虽然招考工作辛苦而忙碌，但无论是考官还是考务人员，都丝毫没有倦怠之感。考生们良好的音乐素质，娴熟的演奏技巧，真诚的音乐表达，令大家惊喜连连。表演专业考试虽然没有程度上的要求，但考生们自选的曲目都具有相当难度。如：小提琴专业除贝多芬、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巴赫的《恰空》外，还有人演奏帕格尼尼、门德尔松、西贝柳斯的作品；在钢琴专业的考生中，有不少人自选弹奏肖邦、李斯特的作品；有作曲专业考生在3个小时内，把一个旋律片段发展成为一首变奏曲。这些在当时，都实属不易。老师们激动地把这次招生，比作是音乐人才的一次大检阅、大盛会。

　　招生考场的景象。

　　一封联名信“改写”音乐史

　　广开才路、自由报考的招考方针，提供了人才选拔的广阔天地，老师们发现，经过“文革”十年的积压，音乐素质好、艺术才华高的可塑之才，不是一个、两个或几个，而是成批涌现。4个考点的初试、复试结束后，1万7千多名考生还剩下400多人，他们都非常优秀，让求才若渴的老师们难以割舍。如果只按原有名额（105人）招生，势必造成人才的流失，甚为可惜（录取比例仅为0.6%）。情急之下， 6名青年教师联名上书邓小平同志，反映学校招生考试盛况，建议增加录取名额。

　　自发集合在一起，联名给中央高层领导写信的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6名青年教师，当时并没有直接参与招生工作，但从师生们热议的话题中，他们感受到了这次招考的特殊意义。一次，时在管弦系任教的左因老师（20世纪90年代中叶调到中国交响乐团担任领导职务），遇到刚从上海招生回来的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后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对她说，好苗子实在太多了，但可惜的是，作曲系总共只有10个名额，其中还包括4个视唱练耳专业，这个名额连上海都不够用，更别说全国了。深知音乐人才的发现和培养都非常不易的左老师，听到此言后甚是着急，考虑到学校领导也有难处（财政、校舍、师资等），便与爱人杨峻，以及储望华、潘一飞等几位平时关系要好的青年教师一起，商量怎么能够留下这些宝贵人才。正当大家为此事一筹莫展时，他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邓启元先生，提出可以帮助他们。

　　邓启元早年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因家住学校附近，经常过来串门。从几位“央音”朋友紧张而兴奋的商谈中，他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便把事情告诉叔叔邓力群。邓力群同志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主管文教等工作。他建议老师们最好写一份书面材料，直接呈给邓小平同志。为了能够真实、具体、客观地反映学校招生情况，几位青年教师进行了分工，有人负责搜集材料，有人负责起草、执笔，花了大概三、四天的时间。最后，又请来另一位青年教师、时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李春光进行修改。信件誊抄完，已是1977年12月9日的深夜，储望华迅速骑自行车送到邓启元位于大六部口的家中，邓接过信后顾不得说一句话，又骑车飞奔到住在南小街的叔叔家。正是这“惊心动魄”的一夜，不仅改变了很多考生的个人命运，也改写了专业音乐教育乃至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

　　邓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当即阅读，并在信的天头处写下“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的批示（12月11日）。后经文化部、教育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学校各部门的协调配合，那一届大学、附中共招213人，比原计划增加一倍多。

　　信件及批示翻拍件。（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藏）

　　邓小平同志在信的天头处写下的重要批示。

　　当年写联名信的老师们（缺崔静媛）

　　上：从左至右杨峻、左因

　　下：从左至右储望华、潘一飞、李春光

（点击查看视频）

　　45年后，当年积极参与写联名信的左因老师，依然认为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值得。（资料来源：原院长办公室档案室）

　　人才济济的77、78级

　　考生们的整体素质之高，专业水平之强，不仅让考官们深受鼓舞，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为此，学校破例举行了考生公开汇报音乐会。消息传出，五场音乐会的门票不到一个小时即抢售一空。之后不久，部分优秀考生又作为代表，参加了有时任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首都新春晚会。《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和新华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多家海内外主流媒体，均对这一盛况进行了重点报道。

　　部分77级优秀表演专业考生。

　　上图从左至右：叶英、刘建、吕思清。

　　下图从左至右：吴蛮、彭康亮、李萌。

　　招生盛况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1977年的招生工作一直延续到1978年3月才结束。其热度尚未退去，紧接着又开始了1978年的招生，这一届包括理论、作曲、指挥、声乐、歌剧、民乐、钢琴和管弦系。首批招考的新生于1978年4月报到，而由于校舍紧张（“文革”期间，学校部分校舍被外单位占用），第二批学生直到秋季的10月份才入学，故把他们统称为77、78级。

　　上，77、78级附小学生入学后合影。

　　下，78级音乐学系学生合影。

　　这两批学生可谓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业后成为各自专业领域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而在所有专业中，最为突出的是77级作曲系。当年该系考生多达1400余人，其中既有音乐基础扎实、素质较为全面的，也有虽未经受过“科班”训练，但实践经验丰富、音乐感觉和创造力都很强的。这种情况下，作曲系的招生名额由最初的10名增加到近30名，是扩招比例最高的系。而事实证明，考官们的眼光是敏锐的，也是公正、无私的，正是他们的慧眼识珠，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使中国乐坛涌现出谭盾、瞿小松、周龙、陈其钢、叶小钢、郭文景、陈怡、苏聪、刘索拉等一批具有鲜明个人风格和时代气息的作曲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脱颖而出，不是昙花一现，40多年后的今天，这代作曲家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上，77级作曲系学生合影。

　　下，2007年，谭盾、陈其钢、叶小钢、陈怡“为爱再相聚”。

　　这支中国作曲家的“梦之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在音乐文化界的推波助澜者，也是中国音乐创作风格转型的亲历者和探索者，他们将中国现代音乐推向历史的前台，并以群体的力量，确立了中国作曲家的国际地位。正如李西安所言：“谭盾这一班同学，之所以能出一大群有个性、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而不是一、两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个群体，形成了一个互相学习、相互激励的‘场’，造出了一个能够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势’。”

　　而当年学校如果没有扩大招生，没有把 “这些宝贝都留下”，可能就很难形成这个“场”，造出这个“势”了。这也正是45年后，我们再次追溯、纪念那段“央音”人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瞬间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档案馆（校史馆）供稿

　　视频采访：王歆、王乾越（摄影）

　　文：宋学军、王小夕

　　视频剪辑：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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