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克服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保障每个儿童的健康成长作出的重大决策。实施“双减”政策，不仅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更是教育观念的大变革。

一是对公益属性的坚守。基础教育不是生意，是国家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让资本肆意横行。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校外培训机构，都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不能把“良心的事业”，变为“逐利的产业”，更不能成为一些人逐利的工具。从维护公平正义来讲，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不能成为奢侈品，更不能让优质教育成为少数有钱人的“专利”。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施“双减”政策，是党和政府坚持教育事业公益性，着力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制止逐利性教育行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

 二是对教育观念的纠偏。我国中小学教育受到应试教育的严重干扰，带来了一系列教育观念的扭曲。实施“双减”政策，从本质上说，是对一系列教育观念的纠偏。第一，纠正育人初心之偏。教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不是应试竞争的“跑马场”。要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凝聚共识，尊重儿童的休息权、健康权，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走出“短视化、功利化”教育的困境，从根本上守住儿童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的底线，否则，教育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第二，纠正违规竞争之偏。不少地方、不少学校、不少家庭，为了在升学竞争中抢得先机，坚信所谓“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各种违法违规教育行为大行其道。如果这种受极端功利的应试教育驱动的各种违法违规办学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整个教育就不可能走出内卷化的“剧场效应”和“囚徒困境”。实施“双减”政策，就是依法依规治教，恢复和重建良好教育生态。第三，纠正超前学习之偏。学校教育是专门的教育机构，承担着国家培养和教育下一代的公共职责，而校外教育则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遗憾的是，当下的校外教育俨然成为了学校教育的另外一个实施主体。各种培训机构实施“超前学习”“超标学习”，成为赢得客户的不二法门。有位小学五年级的数学教师，在暑期放假前问四年级的学生没有学过五年级上学期数学的请举手，结果只有3个学生举起了手；问已学过五年级下学期数学的请举手，结果有一半的学生举起了手。这种校外培训危害有三：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影响教师正常教学，危害学生的学习兴趣。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种超前教育严重恶化了教育生态。实施“双减”政策，从根本上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职能，构建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互相补充、协调育人新格局。第四，纠正负担过重之偏。由于短视化、功利化应试教育的驱动，中小学教育围绕升学考试科目，大量增加学生的上课、作业、考试和校外学科培训时间，导致学生单一的考试升学负担日益沉重，学生的学习生活日趋单调，既破坏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又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质量。    实施“双减”政策，要调整优化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结构，既要做好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减法”，又要做好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加法”。

三是对教育规律再认识。功利化、短视化的中小学教育，相信“时间+汗水”，不尊重教育规律，不相信教育科学。实施“双减”政策，是对教育规律的回归。第一，坚持全面发展规律。“减负”从根本上说，是要优化学生的成长环境，改变单一的应试教育局面，保障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本身既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一项高中教育质量监测结果表明，喜欢体育艺术的学生比不喜欢体育艺术的学生学业成绩平均高40分。第二，坚持身心和谐发展规律。现在，不少家长缘于对子女未来教育前景的不确定性，患上了严重的“教育焦虑症”，导致了中小学生的过度教育，其重要表现就是通过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以增加对未来所谓优质教育追求的安全感。这种过度教育不仅违背教育规律、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甚至以牺牲孩子身心健康为代价。第三，坚持知行合一规律。中小学生的学习，不仅需要掌握书本知识，更需要通过实践活动，促进其智慧的发展。实施“双减”政策，必须调整中小学的教育活动结构，在减少大量单调、重复、低效的知识学习负担的同时，着力加强学生的综合实践教育。第四，坚持因材施教规律。实施“双减”政策，必须优化课内外教育结构，在满足学生教育需求侧上下功夫。中央要求“鼓励支持学校开展各种课后育人活动，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这里，必须科学定位和整体优化学校教育课程育人体系和学校课后育人体系的关系。如果说，学校课程育人体系以实施国家课程标准、着力提高国家规定的必修基础课程实施质量的话，那么，学校课后育人体系则应立足于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别化、实践性学习需求，满足学生“作业、实践、扶弱、特长”等多样化学习与发展需求。这两个体系，一个致力于保障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基础，一个致力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养的培育。  

 本文刊发于《中国教育报》2021年8月7日头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张志勇

 原文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08/07/content_598044.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