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在延安办学时期，曾在军委三局指示下，跟随三局本部、通信材料厂、新华广播电台集中搬进了裴庄、川口、盐店子、王皮湾的一条山沟里。当时，全延安都没有电，唯独这条沟里，所有单位都有电，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电子一条川”。

正是在这里，老一辈无线电通信人才大胆探索、科学运作，在人力、财力、物力资源远弱于对手的情况下，以“二手”的设备打造出了毫不逊色的一流信息网络。

抗战爆发后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抬头，延安的物资供应尤其是通信设备运输遭遇严重困难。为打破封锁，1938年5月，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自力更生建厂生产——这就是后来在延安赫赫有名的通信材料厂。

1937年1月，学校前身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师生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因此又被称作“延安通校”，由吴泽光担任校长。学校教师最多时有60多人，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学毕业生孙俊人、罗沛霖、孙有余，清华大学电机学毕业生钱文极、傅英豪、唐旦、周建南，东北大学毕业生张可曾，陆定一的弟弟、留学牛津的陆亘一，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程明生与夫人原清子，南京中央大学音乐教授谌亚选夫妇，以及长期从事地下电台工作的申铭鸿等等。他们为新中国红色通信事业及通信设备研发制造培养了一大批宝贵人才。

延安通校不固定编制，教师们也不同时在校，而是在军委三局、通校以及通信材料厂交替工作。材料厂装配大型电台时，通校校长要参加、学生要去参观。材料厂为前线抢制电台，通校学生都要参加。这种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对于促进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员实现学以致用具有重要作用。

延安通信材料厂的技术人员在窑洞中自制通信器材

一次，军委从美军处获得一批共20吨的稀缺无线电器材，被军委三局视为珍宝。为充分发挥其作用，军委抽调了各大解放区通信负责人及技术人员来校学习。先由孙俊人讲解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随后又由王诤拿出10部电台，让学员们分组将其拆卸打开、再重新装好，以实物进行生动教学。毕业后，这批先进电台被学员们带回了解放区，大大提高了各解放区的通信质量。

随着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一步封锁，连1.5伏的电池都不能运进边区，通信器材运送过关愈发受阻。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获悉后，多次利用公务之便，设法把器材带回延安。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路过西安，下令将全部器材装到大卡车上，他本人也跟着坐大卡车回延安。北上途中，国民党军哨卡一次次拦住卡车，但看到车上坐的是朱总司令，也不敢上前检查。周恩来副主席每次回延安前，都会主动询问通信器材运输情况。一次，他亲自带车队送器材返回延安，他的警卫员龙飞虎刚到关卡就大喊，“这是周恩来先生的车！”国民党军队便让路放行了。

这些辗转运输回来的珍贵材料，在通校师生和材料厂的组装下，生产出25瓦的功率电台，50瓦、100瓦的发报机，以及两部高达1.5米的大型发射机。物资紧缺时，延安通校及材料厂员工还曾将一架因故障降落在延安市远郊的国民党飞机拆卸下来，充分循环利用：将机轮做成手推车，把发动机改成发电机，以机身做电台机壳……这些，都为边区通信及教学工作的持续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

抗日战争中后期，延安通信材料厂已能制造、装配、改装1000瓦以下多种功率的发信机和收信机、电话交换机、报话机、广播发射机等。到抗战胜利前夕，红色通信电台总数达到了700部，比抗战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

为表彰延安通信材料厂，1940年7月7日，毛泽东专门为延安通信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这一时期筹办的一线通信人员普及刊物《通信战士》及毛主席在创刊一周年时的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在物质生活极端艰苦的延安办学时期，学校师生凭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独立拼搏精神，在军委三局的指导下，成功冲破国民党信息与通讯技术封锁，培育了大批通信技术科研力量。解放后，他们分别走向军工电子、航空航天等重点关键领域，以炽热的爱国之心和勇攀高峰的不懈执着，书写出“两弹一星”等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科技奇迹。

（史倩云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