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下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汪启明应邀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第十三次王力学术讲座，题为“材料与方法的拟合――从20世纪初叶汉语研究的转向谈起”。讲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胡敕瑞教授主持，孙玉文教授总结，线上线下同步直播。

汪启明教授的讲座主要从“语言学发展过程”、“材料是研究之本”、“方法是学术之魂”、“材料与方法的拟合”四个方面展开。汪教授指出，一切学术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材料和方法问题。材料是学术之“根”，方法是学术之“魂”，问题是拟合之“枢纽”。晚清民初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剧变期，也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质变期。他总结了我国语言学这一时期发生的四个转向：一是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学，二是材料与方法的变革，三是研究旨趣的扩大，四是方言调查的勃兴。由于中国现代语言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传统语言学即“小学”基础上，所以它起步后沿着四个方向发展：一是与古代汉语研究结合，重视语源研究；二是与现代汉语方言学结合，从共时比较中寻找各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三是与民族语言研究结合，建立语言亲属关系的新理论并做出探索；四是与西方语法学引进结合，促成汉语语法学的重生与改造。接着，汪教授从材料的真伪、时代、资格、性质、来源、正误、质量和数量、证据力和证明力等八个方面讲解了语料鉴别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语料是一切语言研究的基础，决定了观点的科学与否。有好的语料，不一定有好的成果；没有好的语料，就一定不会有好的成果；只有甄别好语料，才更有可能得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

在如何鉴别材料的基础上，汪启明教授进一步指出了方法的重要性。认为方法的演进、视野的开阔、理路的革新、视角的变化决定了观点的创新性。语言学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专人研究、专书研究、专题研究、学术史梳理，这四者可以相互渗透、包含，是为研究之“体”；历时比较以及共时比较是语言学研究两种最基本的方法，可称之为“用”。这六类研究也可以两两结合或多元排列组合，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汪启明教授接着指出，问题是材料与文献拟合的枢纽。材料、方法、问题和目标成果之间变一可变其三，若辅以时空延展，则变一可变其五。而如何发现问题，汪教授从十个方面做出了示例回答。

汪教授还通过两个研究实例来进一步展示材料和方法如何拟合。一是《“二重证据法”不始于王国维论》（台湾《经学研究集刊》第九期，2010）：鉴于王国维本人两次讲授表述的不同：一为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一为“固不自今日始矣”，于是对相关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从“二重证据法”的滥觞与发展、理论归纳看均不始于王国维，但他具有甲骨文发现后“二重证据法”的学术发明权和提出“二重证据法”一语的学术优先权；二是《东夷非夷证诂》《东夷非夷新诂》（分别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7、台湾《经学研究集刊》第十三期，2012）。汪教授从古文字、字源学、内涵、指称对象、概念的历时发展以及文献记载等方面切入，指出“东夷”是东方之人，先秦时期除鲁国外，传说帝王和商周各国都曾被文献称为“夷”。不同时期的“夷”和“东夷”，其内涵各各不同，应该历史地分析，不能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即使是同一时期的“夷”、“东夷”，也有不同的含义，必须深入研究，才能接近历史的事实。“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整齐的四方中央格局，更多地属于观念范畴而不是国家、民族、族群的范畴。

汪教授还介绍了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的进展。方志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也是汉语研究材料的渊薮。课题组现已从近10万部方志中辑录出含有方言材料的方志3200余部，经整理，计算机已录入词汇140余万条，词汇、语音、语法资料已入库80%以上，纸本印刷290余册。汪教授也表示，欢迎喜爱文献方言学的年轻一辈加入到文献方言的研究中来！

汪教授的讲座点面结合，条分缕析，听众皆受益匪浅。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学诚评价该讲座“视野宏阔、理路缜密，阐述大开大合，立论高屋建瓴，给人启迪颇多”；陕西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邢向东教授称赞：“汪老师报告视野开阔，内容扎实，深受启发。”

此次讲座的成功举办，彰显了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实力，加强了我校与国内外同行间沟通与交流，对提高西南交通大学和学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声誉，扩大中文学科及学者在国内外学术影响，推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