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从八个方面就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部署。其中，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提出了“开展耕读教育”的要求。探索新时代耕读教育模式，助力新阶段乡村全面振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耕读的本初含义只是农耕和读书，在现代社会可以引申为物质与精神、职业与兴趣、自食其力与自得其乐。职业人生总有限，读书修身却无涯，用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创造生活，同时用阅读自得其乐、充盈内心，是一辈子的事。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成员之间“慈爱孝悌”状态的达成和维系，与日常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在古代社会，受制于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加之劳动强度较大，长辈主动承担起辛苦劳作、抚养儿女的家庭责任，与此同时，教育水平低下、传承途径匮乏决定了晚辈对农事生产规律的把握多依赖于长辈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的悉心指导。这种伦理风尚成为内嵌于传统农耕文化的家庭道德基因。同样，在古代社会，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也大多怀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热忱，“半耕半读”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生活方式。

　　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剧烈的时空压缩和社会变迁，传统社会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的理想情结和以“父慈子孝、耕读传家”为代表的伦理观念不能被遗忘，它们应该凝结为满溢着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融汇入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源流，植入每一个个体成长的生命体验之中，深刻关联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

　　开展耕读教育，完全契合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但与此同时，新时代开展耕读教育要避免几个误区。一是将其完全等同于劳动教育，作为劳动教育在乡村的落地来执行，于是只重视了“耕”的表面，忽视了“耕”的精髓，也丢弃了“读”的一面，搞成了“两张皮”。二是将其简单理解为上世纪60年代为贯彻执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而创办的“耕读小学”模式。而“耕读小学”的重要背景是彼时农业农村生产力不发达、机械化程度和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很低，乡村教师和适龄儿童都作为家庭重要成员要直接参与和贡献于农业生产，面对当下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儿童更高质量的教育需求，这样做显然是刻舟求剑，未能与时俱进。三是将耕读教育的实施主体和教育对象局限于农村学校和农村学生。这既与新发展阶段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必须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城乡公共资源更高水平均等化的要求不相符合，也会错失城乡教育通过资源优势互补、共建共享而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进而推动教育改革创新的大好机会。

　　开展新时代耕读教育，需要教育、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密切协同，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基本目标和原则。要将耕读教育与劳动教育、生命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教育紧密结合，充分运用中国农民丰收节等节庆活动，拓展学生的知识见识、充实学生的生活体验、陶冶学生的情操；要将耕读教育与家庭道德建设、家风建设紧密结合，教育学生以“耕”开新，以“读”固本——不仅追求以“耕”自力更生、勤劳致富，还懂得以“读”知书达理、修身养性，利用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和耕读教育的天然亲和力和感召力，重拾对家庭观念的深刻记忆、重塑“家文化”的生长空间、重建乡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吾土吾民的情感联结和家庭伦理美好风尚；同时，要将耕读教育与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系列行动紧密结合。不仅乡村学校要用好本土资源近水楼台的优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更要充分激活郊区农村的教育功能。借助耕读教育，推动城市和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结对互助以及教师和学生的互访交流，帮助城乡学生增进对乡城生产生活的理解、包容与团结。坚持公益性和社会效益优先的导向，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合理规范相关教育市场，避免耕读模式和相关线路开发的猎奇与走样。

　　（作者曹东勃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