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外来危机促成民族与国家联结起来，使中国人日益凝结成一个整体。其中，创作出版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敌后武工队》《苦菜花》《平原枪声》等，生动而又深刻地表现了家国情怀、乡土情结、民族意志，值得认真梳理研究。

家国情怀

家国同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不少红色经典作品中存在的家仇+国恨叙述模式，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没有父亲，金银、银环没有母亲，韩燕来只有兄妹两人，周伯伯更是单身一人；小说《苦菜花》中，母亲的家庭也是残缺的，残缺的原因是来自地主的迫害；小说《平原枪声》中，马英的姐姐和父亲都死于地主、汉奸苏金荣之手，所以他从小就表示要给姐姐和爹报仇。

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由于家族的血海深仇而具有不被撼动的坚定性。同时，传统还报思想也使得这一抗争具有伦理的天然正义性。

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家国同构思想，还表现在积极弘扬为国家、民族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抗战爆发前，中国乡土社会还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将一盘散沙凝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力量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每个家庭、个人的利益都与国家、民族休戚相关。小说《苦菜花》中，群众大会上喊出的口号切实反映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想不当亡国奴，过太平日子，就得有人保卫祖国，不打走鬼子就别想安稳一天！有种的跟我来！参加八路军去！

乡土情结

土地是家国的基础，是形成民族认同的重要地理空间。红色经典作品中，有大量对乡土自然风光的描述与表现，表达了黍离之悲与故土之思。

作家冯德英出生于山东乳山，自称昆嵛山的儿子。他在小说《苦菜花》中，开头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昆嵛山一年四季的美景及与山有关的方言俗语。比如，种种野花卉，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无论谁，都会把嘴张大，深深地向里呼吸，像痛饮甘露似的感到陶醉、清爽。这样的文字渗透了作者的个人审美体验乃至情感，不应该完全从政治的视角去解读。

电影《吕梁英雄》通过人物叙述、风光特写和歌曲来表现山西吕梁山一带风情。导演吕班生长于山西，后来在太行山一带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所以《吕梁英雄》渗透了他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之情。电影中不断闪回的白云和山景，给人以旷远之感；蓝天白云下青年男女哼唱轻松欢快的山西小调，伴着村民的麦收场面，扑面而来的田园风光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染，也与烽火硝烟中的国土沦丧产生了对比性的叙事功能。

如果说田园风光属于物质层面的乡土社会，那民风民俗可谓反映了精神层面的乡土社会，对民俗的描写带有对稳定生活的渴望。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关于春节的浓墨重彩叙述，反映了乱离之世年节对普通人的意义。比如，从孩子的视角看过年：小燕很喜欢过年，觉着年下的时光比平常格外别致。白天，男孩子聚集街头踢铁球、抖空竹，女孩们买红绫花扎蝴蝶结，穿花衣服。入夜，灯光放彩，鞭炮齐鸣，更加有趣。小燕无钱买不起多少鞭炮，总也买点滴滴金老鼠屎放放。此外，每逢年底，她要做一件花钱最少兴趣最浓的游戏，那就是从小市上买来葫芦哨，给鸽子缚在尾巴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高空。她喜欢闭住眼睛听那悠扬动人的琅琅音乐。过一阵儿，她抓一撮饲料，向空中招手，鸽子俯冲飞降，音乐骤然停止。她最爱听这一刹那间的袅袅余音。

另一段关于杨晓冬母亲准备年节食物的描写，反映了春节文化中蕴含的人伦亲情。为了实现让儿子回家过年的理想，母亲很早便做了种种准备工作：她刨出水缸底下埋了六年的两块白洋，跑到很远的集镇上置买年货。腊月二十四她掸扫房屋，里外整得一干二净，二十六日蒸馒头，名义是蒸馒头，实则是把发好的三斤白面，蒸了一对刺猬（用黑豆点眼），一双白兔（用赤豆点眼），一盘带红枣的花糕和许多莲花卷子。二十七日她蒸出了黏豆糕和猪血糕，二十八煮熟那挂加了葱花胡椒的血肠。这天夜里剁好肉馅，擦净灯盏，捻好灯花，灌满灯油，连煮饭用的柴火都挑拣了最整齐的。

这样不嫌琐碎的细节描写，一方面展示了北方乡村的年俗，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人团圆的重视。同样，作者在这里通过母亲准备过年的细节，也寄寓了征战在外的人对家乡的怀念、对团圆和亲情的渴望，同时也为下文的分离作了铺垫。

书中写道：杨晓冬很体谅母亲的心情。自己是母亲亲眼看着长大的，一别六七年，当娘的还能不想念。他自己从感情上也愿意回去，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小屋里过个年，如果再有银环同去，妈妈一定非常高兴。说不定妈妈同银环已商量过了这件事情呢。这段描写进一步反映了革命者对年节、亲情的重视以及对家的渴望。

但是，民族危亡的时候，乡土传统与日常生活被迫改变，个人情感需求也不得不让位于国家、民族利益。杨晓冬征战在外，好多年没有回去过年。这一次的除夕夜，他仍然有对敌工作需要完成，不得不感慨：妈妈，我小的时候咱们说书唱戏不都说国破家何在吗？答应你儿子先为其国，后为其家吧！

母亲听到后开始并没有表态，继续沉默着……沉默、沉默、沉默到难挨的时候，老人伸出微微颤动的双手，轻轻摸索着、理顺着儿子的头发。头发中有几根花白的，她无言地把它们拔掉了。

母亲慢慢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升到中天的太阳说：冬儿，妈懂得你的心，我答应你，你们先办咱们的国家大事，咱娘们见面的日子还长着哩！

这段感人的叙述呈现了中国的人伦之情、家国之义，也正是中华文化的动人魅力。由此，前面作为民间日常生活的年俗就升华了叙事功能。

民族意志

在相关的红色经典题材作品中，堪称第一反派的通常是各类汉奸形象。他们往往冲在残杀国人的前线，是小说或影视剧中矛盾冲突的主要对立方。

这样的叙述轻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与汉奸斗争的史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一种民族情绪。

小说《苦菜花》中，在公审王唯一时有段反映群众心理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对背叛者、侵略者的仇视：人们都很激动，怒视着这群东洋的奴才……他们的想法是：日本鬼子生来就是坏的……可是这些同国土同民族的败类，却出卖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做敌人的帮凶；他们就像是失去人性变成豺狼的人，比野兽更加可恶。

基于这样的愤慨，红色经典作品中的汉奸普遍道德败坏、人格低下。比如，小说《平原枪声》中，汉奸王百顺先是把老婆献给苏金荣，此后又转租到王金兰名下，日本人来了后又献给鬼子中村。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一些当代影视剧出现了从人性和道德上美化外来侵略者，而竭力贬低和丑化汉奸的问题。前者往往显得有文化涵养甚至重感情、有血性，后者则下贱、无骨气，只知道对前者卑躬屈膝。这无疑走向了一个极端，明显背离史实。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